追求多样化舆论场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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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5-11-08 17:07:43 | 来源：新华网 | 中国网-传媒经济

这是一个多媒体的时代，也是一个多元舆论场交叉互动的时代。在协调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关系时，一定要重视官方舆论场内部各不同舆论场之间、民间舆论场内部各不同舆论场之间、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之间多边互动的复杂关系。要学会面对多元舆论场的分化与整合的工作。争取有合有分的多样化舆论引导策略，才能把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有机结合起来。

文/邴正

一个舆论场、两个舆论场、多个舆论场

在信息时代，舆论的多样化已成为必然趋势。一方面，多媒体格局的形成，使信息的传播手段多样化了，因而也就形成了多样化的舆论场，有主流媒体的舆论场，也有大众舆论场，还有有以网络、手机、QQ群为媒介的个性化小群体舆论场。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化，社会分层与利益群体复杂化、多样化、重组化，使得不同话语与传播拥有了不同的乃至分岐、对立的舆论支持。例如，房地产行业与拆迁户、购房者，企业与消费者，政府与民间，富裕人群、低收入群体之间，都有各自的舆论支持点或舆论场。

舆论场的多样化或多元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过去长期“舆论一律”的总体格局，无论是信息传播者、管理者，还是受众，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如果把官方与民众看成两个舆论场，就要看到双方的舆论非对称性和多样性。总体上看，官方舆论场是整体化的，这是中国现行政治和行政体制的基本特征。但具体分析，又可以分为中央、地方和一些部门的多样性生态。在大的原则问题上，地方和部门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下一心、一个声音。但在具体问题和具有地方部门特色的舆论问题，不同地方、不同部门要有自身利益，形成了地方或部门的特色。如沿海和南方发达地区的舆论倾向，与内地和落后地区的舆论倾向略有不同。如广东处理“乌坎事件”，就适度允许相对开放的不同声音存在。而有些地方对涉及自身利益的舆论事件中，就采取相对封闭甚至“一律封杀”的舆论立场，如喧嚣一时的“华南虎事件”等。

而民间舆论场因其构成的复杂性，常以大群体或许多小群体的方式出现。在有些新闻事件上，如钓鱼岛引发的反日情绪、“我爸是李刚”之类的新闻事件，舆论一边倒，自发地通过声讨甚至攻击的方式封杀不同舆论倾向。而在另一些新闻事件上，民间舆论场则出现了高度的分化或对立。如异地高考、按户籍限购住房等。

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两个舆论场，还要看到多个舆论场，不仅要从两个舆论场看待社会舆论问题，也要从多个舆论场多边互动的复杂角度出发，用多样化的统一性的辩证思维对待社会舆论问题。

官方舆论场内部的多边互动问题

官方舆论场内部，可分为中央媒体引导的全国性舆论场、各地方党委政府及部门隶属媒体的舆论场，个别领导干部公务员因其职务身份所形成的个性化舆论场。尽管言论和表态是个性的，但其身份容易混淆个人见解与官方态度，固对官方舆论场也有影响，公众往往会习惯性地把这些人的个人见解与行为当成官方行为和特点，亦参与官方形象的形成。正面如焦裕禄、雷锋，虽为个人，然而是优秀共产党员的代表和象征，负面如质问记者“为党说话，还是为群众说话”的雷人言论。

官方舆论场的特点在于：

第一，大原则强调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第二，各地方部门在涉及自身的具体问题时，有自身的舆论特点。这样有利之处在于形成多样化的灵活的官方舆论生态，有利于具体化、活化官方舆论的大原则，使之更加因地制宜，取长补短，互相促进，拉近官方舆论大原则与民间舆论之间的距离。不利之处在于，其一，如果地方部门舆论一律报喜不报忧，易造成主流舆论严重失真，而失信于民；其二，过于强调地方部门利益，则易成为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舆论场，上悖于全局舆论，下悖于民间舆论，加重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的分离与距离。

第三，官方舆论的个人舆论场在多媒体时代日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传统媒体时代，官方舆论中鲜有个人舆论场。当领导和干部出现在舆论中时，其身份往往去个性化，隐身在官方舆论中。多媒体的崛起使得“官员”个人身份有机会发挥出不完全重合于官方舆论的作用。官方舆论被化解为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官方舆论代言人的具体言行。这些形形色色的个人综合成整体的官方舆论。有利之处在于官方舆论被一个个“代言人”形象化、鲜活化、榜样化，易于拉近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的距离。不利之处在于代言人的纯个人言行往往会被民间舆论当成官方舆论本身，造成误导、误解、误读。

民间舆论场内部的多边互动问题

民间舆论场内部可分为大群体舆论场与小群体舆论场，利益群体舆论场与看客舆论场，大众舆论场和精英舆论场等。

第一，大群体舆论场与小群体舆论场。大群体舆论场是由社会普遍共识形成的。社会普遍共识的基础是文化传统和基本价值观，一个正常的、未发生严重对立的社会，其社会成员的大多数会遵从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一般情况下，大群体舆论场与官方舆论场是接近的，有时是高度一致的。当官方舆论场否定传统价值观或者重大创新，而过于超前时，官方舆论场往往与大群体舆论场发生对立。所以，官方舆论导向在涉及文化传统和基本价值观时应该持慎重态度。社会变了，官方舆论不变，滞后的官方舆论会被大群体舆论唾弃，如“两个凡是”。官方舆论超前变化，会造成大群体舆论场的普遍文化不适应，如前几年效率与公平孰重敦轻的争议。效率与公平问题涉及中国文化传统的义利之辩，重义轻利是儒家文化的传统特征，效率优先的提法显然是对文化传统的颠覆，其分岐和争议是必然的。于是就发生了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益公平兼顾、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舆论导向的不断调适。

小群体舆论场一般存在于手机、QQ、微博之中，有朋友圈或粉丝圈的特征。

官方舆论场应注重协调与小群体舆论场的关系。大群体舆论场由诸多小群体舆论场构成，官方舆论场一般情况下应适度尊重小群体舆论场的相对独立性。小群体舆论场一般情况下属于私人话语，无须干预，也无法干预。官方舆论场对小群体舆论场应保持动态关注，尊重其自由，关注其动态，加强公众舆论的正面引导。当小群体舆论场对大群体舆论场造成重要影响，并与官方舆论场发生明显悖离时，官方舆论则须明确态度，及时疏导与匡正。

第二，利益群体舆论场与看客舆论场。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化，中国社会分化也日益明显。不同利益群体为维护和传播自身利益及诉求，形成了不同利益群体的舆论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因利益矛盾，往往形成有一定分岐乃至对立的舆论场，如任志强等房地产开发商对房地产业的言论，与购房群体及“房奴”，包括官方舆论场都有不同程度的分岐。围绕异地高考，外地人与本地人的不同看法等，都形成了舆论对峙。

在不同利益群体之外，还存在“看客舆论场”。“看客”是非利益相关的群众，往往通过网络、博客、跟帖的方式表达对不同利益群体矛盾的评价。如“人肉搜索”诸多事件的主体，就是诸多身份不明的非利益相关公众组成的看客。看客的自身身份标志是隐性的，往往因公众事件聚合起来，形成看客舆论场。看客舆论场的作用随多媒体崛起日益强大，从“华南虎”“天价烟”，到“表叔”“房叔”事件中，看客舆论场沸沸扬扬，日益强大，成为大群体舆论场的主体，对不同利益群体舆论场形成了强大的干预力量，也对官方舆论场形成了强大的监督与制约。官方舆论场应高度重视看客舆论场在大群体舆论场中的独特作用，高度关注，正确引导，及时疏导。

第三，精英舆论场与大众舆论场的互动，精英是不十分规范的日常用语，常指称以财富、权力、声望方面的成功人士，可分为财富精英（企业家）、政治精英（官员）、文化精英（知识分子）。精英因其成功，精英话语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对公众舆论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精英话语也存在与大众话语疏离甚至超前或滞后的矛盾。因其精英身份产生高度的话语敏感性。如孔庆东骂人、“吃塑化剂无害”等舆论事件，都造成了大众舆论对精英的抨击。

精英舆论场与官方舆论场也时合时分。一方面，体制内的精英本身就是官方舆论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以个人身份出现。另一方面，精英因其特殊身份，或因其专业性和探索性、创新性，经常对官方政策、制度及行为提出批评。官方舆论场应重视精英舆论场的作用，尊重和重视精英建议，提高对精英善意批评的宽容度和容忍度、尽量减少和避免官方舆论与精英舆论的公开冲突，防止酿成舆论事件。（作者是吉林大学教授、吉林日报社社长）

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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