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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勤伯
国务院近日印发《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下简称《意见》），在体育圈引发巨大反响。不少从业人士感言如沐春风，认为这标志着中国从金牌体育到全民体育的明确转向，但也有分析认为，这恰恰反映了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急待加速。
最引人注目也最引发讨论的是有关“发展校园足球”的条文。现已从中央5套离职、履新乐视体育的名嘴刘建宏一直是校园足球的吹鼓手。而自从马云在阿里巴巴上市前不久收购广州恒大俱乐部一半股份，人们又寄希望于这位中国首富，足球圈里到处是对马云投资校园足球的热盼。
相对过去几十年的国家体育战略，《意见》最大的不同在于瞄准“产业”“全民健身”“体育消费”等概念，甚至提出了2025年体育消费达5万亿的量化目标，不把“国际赛场为国争光”当作发展体育的终极目标。从这个角度看，政府的目标清晰且坚决。
中国男女三大球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上一金未得，堪称历史最低点。《意见》在此时印发，自然令人觉得是政府有意对最具备群众体育功能的足篮排运动注入强心剂。
笔者认为，《意见》在未来几年内的实施成效，恰恰取决于足篮排三大球的管理体制改革和法律法规修订。基层体育产业的特点是大规模、广泛性、低成本和自力更生，如意大利全国有7.5万个足球俱乐部，其中5.5万个是青少年俱乐部，14岁以下的小孩只需缴纳极为低廉的注册费（低于300欧元）即可获得全套装备、参加全年的训练和比赛。俱乐部的经费来自数量极为有限的会员捐赠、政府体育预算拨款、小额赞助，从教练、领队到管理者，大多数工作人员是义工，仅仅因为对足球的爱好而参加俱乐部。
这种情况在西欧各国基本都一样。由此可见，基层体育考验的不是钱，而是整个社会的自发组织能力。如果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和保护非营利性业余体育俱乐部的成立和运行，社会的自发力量在各种机构和程序性阻力中将难以调集和激发出来。在西欧社会，体育首先是一件公共和公益事业，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是体育产业。严厉者如德国，甚至连职业足球俱乐部也禁止私人全资拥有，任何俱乐部必须保证球迷拥有半数“公共股”。
中国足球职业化曾被原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称为“拆屋基盖房顶”，足协在丝毫不考虑基层足球发展的情况下全力猛攻上层建筑职业联赛，甚至将其视作私产，强夺职业联赛36%收入。但这样的“职业”同样不伦不类，俱乐部从未作为“非营利实体”存在，只是一个个“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以公司形式搞体育俱乐部，这在整个世界足坛也是罕见的。
校园足球可能给中国足球带来改变吗？笔者对此亦持保留态度。或许，在尚无足够有力的法律法规保障民间自发性的体育组织顺畅、大量地建立的初级阶段，校园拥有场地优势，校园足球可以为足球运动的普及提供帮助。但绝非长久之计—将基层体育这种基于社会自发性的事业纳入教育系统，在体育培训和经济投入两方面都存在结构性矛盾。
因此，要加快体育产业的发展，首先需要尽早转变各级官办体育协会职能，变成社会服务性机构，在社会自发性得到充分调动情况下将机构彻底社会化。其次，需要一套专门的法律法规对自发性业余体育组织的成立和运营进行规范和保护—调动广泛社会自发性的基础，恰恰在于有法可依。
作者：王勤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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