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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绿毛衣的女孩》 [波兰]克里斯蒂娜·齐格 [美]佩斯纳著 译林出版社 2013 年 11 月出版
大屠杀的幸存者多不愿谈及往事，中外概莫能外。血淋淋的伤疤需多年才能愈合，沉渣泛起只能搅动心中的隐痛，这些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否还有另一种心结存焉？1957 年，从纳粹大屠杀侥幸生还的波兰犹太人克里斯蒂娜·齐格迁居以色列，发现那里到处都是“形形色色的幸存者”，这些人“背后都有一个与我们不相上下的故事”，以至“任何暗示我们的包袱比大多数人的更沉重都是不公平的”。换言之，以曾经的苦难作为荣誉的勋章或者同情的口实换取别人的瞩目，在他们根本就是一个道德问题。 然而，幸存者这种“沉默”的道德，却未必能换来良善的回应。大屠杀随战争终结而归于湮灭（只在欧洲），但种族歧视却不死（不只在欧洲），复活的新纳粹主义甚嚣尘上，而对大屠杀是否实有其事也时有奇怪的论调抛出。有鉴于此，齐格女士觉得在“沉默”的道德之外，幸存者负有将所发生的事情说出来的更高的道德：“如果我不说，还有谁来说？如果我不记得，还有谁记得？如果我们那段在下水道里的经历被黄土掩埋，未来的人们就更容易质疑大屠杀是否只是个传说。”于是，就有了这本与美国作家丹尼尔·佩斯纳合著的《穿绿毛衣的女孩》。此书后来改编成电影《黑暗弥漫》，2012 年获第 84 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齐格女士（小名克丽莎）为我们忠实记录了这段苦难史。克丽莎 1935 年出生于波兰小城利沃夫的一户富裕犹太人家庭。利沃夫是一座文化城市，但扎根于居民意识深处的反犹情绪使犹太人的生存处境十分艰难。1939 年，根据《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利沃夫被苏联占领，齐格一家很快就因资产阶级出身被没收一切财产，德国撕毁条约独占利沃夫之后，齐格一家流徙于各种名目不同（收容所、劳动营、隔离区等）的集中营。1943 年 5 月 30 日，纳粹实施“最终清算”，小城犹太人口从 15 万骤减至 5000 人。是夜，包括齐格一家在内的上百名犹太人潜入城市下水道，由于不识水路加之秩序混乱，至 1944 年 7 月 27 日“解放”，仅有 10 人幸存下来。 当年只有 8 岁的克丽莎，直击了这 14 个月的地下生活，没有虚饰、没有回避，因为她无法如电影《美丽人生》中的小男孩那样幸运地生活在刻意营造的温馨环境中。单是克丽莎详细描绘的“取水长征”，就足以说明残酷的生存环境不容任何美好想象的存在。地下水脏污不堪，自然不能饮用，取水需从地上的喷泉或者滴水嘴处获得。而地下管道半径仅 40 厘米，男人们只能嘴里叼着茶壶把手，手脚并用匍匐潜行 2 公里并且来回数次，由于无法转身，他们的回程是倒退着爬的，而费这大半天工夫所取得的水量，只够每人四分之三杯而已。而且地下管道因春季融冰夏季暴雨频发洪水，逼仄的空间常有灭顶之灾，取水的代价是巨大的。 克丽莎敏锐地捕捉到物质的匮乏如何加重了人道灾难。为生存资源展开的权力斗争，使地下的犹太人一次次内讧和分裂。下水道工人索哈等人涉险运来的生存物资，被掌管分配的决策者中饱私囊，或作倾向性分配。而当物资不够时，便有丈夫抛妻弃子，儿子撇下寡母，兄弟彼此嫌弃，身怀六甲的孕妇被弃置不管等惨剧发生。如果说那些抛弃家人兀自保命的犹太人（他们一出地下即被德国人逮捕杀害）令人不齿的话，那么，留在地下的犹太人的心态就更为复杂——他们悲哀，但更庆幸那些被杀的人“永远都没有机会将我们的境况泄露出去了”。同情、怜悯、苦难命运的共同体，这些把犹太人联合起来的东西，崩溃了。克丽莎说苏联人让他们的生活从“直线变成曲线”，但“德国人彻底从心理上击败了我们”，因为“德国人带走了犹太人的眼泪”。这是一句诛心的话。 但德国人并没有真正击败下水道中余下的犹太人。克丽莎为我们展现了黑暗中的那一丝光明，正是这丝光明，使得生存不至于沦为加害者未能做到而受害者作茧自缚的地狱。其要旨便是，保证每个人都有事可做。他们清扫做饭取水各司其职，这种条理性的秩序构建起了生活的基本框架，而人的信心也由此被依托起来；他们理发、洗澡、做填字游戏、讨论文学作品、写戏甚至演戏，始终保持一种文明人的姿态；他们努力从苦难中发掘乐趣，与地道中的老鼠和蟑螂共眠，以一种幽默和自嘲的心态面对生存的极限。而人性的温暖，比如亲人的关爱，索哈等人冒着生命危险予以驰援的人道主义，以及地下“大家庭”14 个月以来形成的不是亲情胜似亲情的伙伴关系，都是他们努力坚持下去的支柱。 回忆录因亲历者鲜活的经历而在大屠杀叙述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鉴于当事者强烈的情感倾向，他们的回忆通常不太“客观”，但也正因其主观，反而要比博物馆中展出的物证、影像、文字等视听资料更具冲击力，后者常因无法与参观者建立起心灵上的沟通而显得遥远生疏。《穿绿毛衣的女孩》充溢大量感官记忆：几十年后，克丽莎闻到洋葱炒鸡蛋的味道，就会想起母亲曾用这道菜收买当年上门抢劫的德国兵；听到波尔卡舞曲《滚起啤酒桶》，就会想起大屠杀前夜纳粹为犹太人举行的诡异音乐会；看到电影《大逃亡》，就会想起父亲以蛋壳里的薄膜转移油墨的办法伪造文件这些由色香味串起的记忆，使大屠杀不仅仅是纸上的历史，而是一种可感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克丽莎称书中屠杀犹太人的德国人从来是“德国人”而非“纳粹”，我们不能因之称其“狭隘”，因为这确乎不是旁人所能理解，而“纳粹”之类的外交辞令也使在战争中眼见犹太人被屠而保持沉默（甚至助纣为虐）的人得以脱罪。在大屠杀这件事上，许多犹太人选择了沉默，但这种沉默是有分量的，它麇集了千千万万如克丽莎那样的个体记忆，不屈不挠地凸显了加害者的“沉默之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后来勃兰特那举世震惊的一跪——不是以纳粹的名义，而是以整个德国的名义。正是这一跪，开启了宽容与和解的大门。 (此文不代表本网站观点，仅代表作者言论，由此文引发的各种争议，本网站声明免责,也不承担连带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