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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人炮火中 南京中央大学“鸡犬不留”搬到重庆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人气: 发布时间:2015-09-10

在敌人炮火中 南京中央大学“鸡犬不留”搬到重庆

西迁后的中央大学。(受访者供图)

1938年深秋的一个黄昏,重庆街头出现一支奇怪的队伍——澳洲老马背着美国火鸡、英国猪儿扛着北京肥鸭、荷兰牛儿驮着长毛兔儿……

更奇怪的是,看到这一幕,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竟热泪盈眶:“几乎和看见亲人一样,要向前去和它拥抱。”

至此,历时近一年的国立中央大学的西迁全部完成。

在敌人的炮火中,陆续将当时中国最顶尖的一所大学全部搬迁到重庆,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在搬迁的背后,又有多少辛酸又感人的故事?

提前赶制900口大木箱

“马上赶制900口大木箱,木箱内还要钉上质量上乘的洋铅皮。”1935年5月下旬,乘蒋介石专机从重庆飞抵南京,赶回国立中央大学参加毕业典礼的校长罗家伦,急匆匆地命人做了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900口大木箱?!用来做什么?当时很多人都一头雾水。

但罗家伦心里明白:中日必有一战。学校该怎么办?当年5月,正好罗家伦前往成都面见蒋介石,并在重庆短暂停留了两天半。那两天,适逢重庆大雾弥漫,在对重庆进行一番考察后,罗家伦认为:“若是中日战事发生,重庆是一个可守之处”,也是战时设校的一个理想地点。回到中央大学,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命令总务处赶制900口大木箱,以便以后搬迁用。

没想到,这一天很快就真的来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我们决不当亡国奴!”1937年8月,罗家伦紧急通知正放暑假的学生返校,宣布全校西迁重庆。

民生公司相助,“鸡犬图书共一船”

4000名学生、教职工及家属,各种藏书、仪器……一所大学要整体搬迁,谈何容易?1937年10月上旬,国立中央大学开始了漫漫西迁路。

由于船运舱位异常吃紧,不可能包船包舱,学校决定:学生和老师及家属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各自设法购买船票,分散而行。人的迁移虽然艰辛,但进展还算顺利,最后一批学生到达重庆是1937年11月中旬。

搬迁最难的要算学校的各种“家当”,有极笨重的,也有很精密的,可以说能搬的都搬了,共装了近2000箱东西。

当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洪有丰安排人将大木箱运至下关码头时,麻烦来了,因长江货运船只极为紧缺,虽经多方交涉却无船可运。

在他万分焦急的时候,却意外获得了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的鼎力相助。当时的民生公司正负责运送开赴淞沪战场的军队,卢作孚决定将运送完军队的这批客运船只,免费帮助中央大学运送图书、仪器。

“就连‘飞机’、动物也都上了船。”重庆图书馆研究员王志昆说,航空工程系为科研而拆卸的三架飞机,由于太大,只能把上层客舱破例打通摆放;医学院泡制好、供解剖用的24具尸体也放在里面。“美国、荷兰等一些国家最有名的动物也成了船上的乘客。”

这些动物为什么也要随学校搬迁?

原来,中大农学院畜牧场中有许多国内外优良的牲畜品种,如从美国和澳洲等地巨资引进的美国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等品种,罗家伦等人均觉得应当保留。他们和民生公司商量,将轮船的底舱改造成临时的家禽栖居地,将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一起西迁。

罗家伦曾在1941年撰文《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回忆学校西迁过程,用以激励师生努力学习。文中他“苦中作乐”地记载:“这真是实现唐人‘鸡犬图书共一船’的诗句了。”

牛驮鸡兔到重庆

1937年12月1日,中央大学在沙坪坝新址正式开课,开创了战时迁渝高校在渝行课的先河。而此时,在南京中央大学,最后一批特殊的队伍也正要赶往重庆。

在撤离南京前,罗家伦最后一次来到学校各处作巡视检查。虽然学校大部分都空了,可农学院牧场还是留下了大部分得之不易的良种家禽牲畜。但战争在即,无奈之下,罗家伦只好对养护这些动物的老职工王酉亭说:“这些动物,你们送人也好,卖掉也好,你们自己吃掉也好。只要不留给日本人,怎么样处理都可以。”

王酉亭听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当即表示所有的动物都会妥善保管,绝不留给日军。

1937年12月初,在日军攻破南京城前夕,王酉亭花高价雇了4条大船,带领留在农学院畜牧场的职工往重庆出发了。他们将猪、羊、牛分成队,把鸡笼、兔笼驮在牛背上,水陆兼程,向重庆艰难行进。

当他们抵达中央大学新校址时,数千师生也从教室里涌了出来,排成两行,就像欢迎从前线出征回来的将士一样,含着热泪为他们鼓掌。

对此,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在一个公开场合感慨道: “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不仅保存了各高校的基本实力,更重要的是,这里聚集了众多专家学者,通过著书立说、传道授业、教生收徒,推动了战时中国教育的发展进步,壮大了当时民主运动的力量和队伍,为日后‘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奠定了坚强的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重庆地方史研究专家唐润明认为,高校西迁同时也改变了重庆乃至整个西部地区教育落后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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