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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强 舆论是多数人对共同关心的事物表达的大体一致的意见。作为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中一种十分独特的形式，舆论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和作用迅速而直接，是影响社会发展乃至制约历史进程的强大精神力量。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传播手段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舆论愈发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独特作用和巨大能量，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日益显现。近年来，在应对一系列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发展过程中，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全面参与，国内舆论与国际舆论激烈交锋，舆论的力量井喷式地集中迸发出来。从鼓舞人心、凝聚力量的舆论动员，到波诡云谲、错综复杂的舆论斗争，舆论以前所未有的强劲势头将自己推向时代前台，提醒人们从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和全局高度，重新审视舆论这个人类早已有之的古老社会现象。 一 舆论自身具有两极性：当舆论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相一致时，就会对加速社会发展起到进步作用；反之，如果舆论与社会发展规律相背离，就会对社会的正常发展产生消极甚至是破坏作用。这就是舆论的正功能与负功能。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当舆论的负功能集聚起足够能量，释放到一定程度，舆论就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 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例。舆论是维护社会安全运行的“消气孔”和“安全阀”，可以使人们的不满情绪以化整为零的方式及时释放出来，有效缓解社会系统的内部压力。但是，如果舆论因传播渠道不畅而受到扭曲或阻碍，舆论的能量就会不断集聚直至爆发性释放，社会系统就会因为遭遇强力冲击而突变、失衡甚至垮塌。许多重大群体性事件，如去年发生的云南“孟连事件”、贵州“瓮安事件”和甘肃“陇南事件”等，有其内在原因，但几乎都是因为正常的舆论传播渠道不畅，群众的不满情绪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释放而引发的。 再看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外交领域。舆论通过反映外交动态、评述外交得失、提出外交建议、约束外交行为等形式，对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是公众参与外交决策的重要手段。舆论本身也是外交舆论战的载体和工具。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大背景下，国际舆论与国内舆论的边界日渐模糊，舆论对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不断加大，对外交活动的影响也更为明显。对于外交决策者而言，舆论既可以是可资倚重的筹码，也可能是难以摆脱的重负。特别是，舆论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动的状态中，外交事件有关各方的力量对比和道义均衡会随之发生或微妙、或显著的变化，没有哪一方能够保证自己一直处于舆论有利地位。认真研究舆论的演进对外交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外交决策的重要内容。舆论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舆论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更为重要也更为隐蔽、深远的影响，是对政权合法性的消解作用。舆论可以通过生动鲜活、具体直接的内容和形式，持续不断地为政权合法性提供注解和例证，增强人们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的心理认同和支持，不断为政权合法性补给能量。但是，舆论也可以从反方向释放能量，质疑、消解、摧毁现政权的合法性，引发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舆论的这种特殊作用，常常可以兵不血刃地实现两军对垒都不一定能够实现的目的。正因如此，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将舆论渗透作为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事实上，不论是苏东剧变，还是“颜色革命”，我们都能发现西方国家通过舆论渗透和舆论操控，颠覆有关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的行径，其严重后果也是有目共睹的。 可见，舆论安全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它是国家安全的舆论形态，是国家安全在舆论领域的体现。忽视甚至无视这个问题，舆论就会将其蕴集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影响政局稳定，损害经济发展，制造社会动荡，最终威胁国家安全。 二 安全的对应物是危险和威胁。我们之所以讨论舆论安全问题，就在于我国的舆论安全面临一系列不利因素和严峻挑战。 从国际层面看，首先，长期以来形成的“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短时间内难以根本扭转，这是我国舆论安全面临的最为现实的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有拥有的强势媒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信息传播，影响世界舆论，为其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全球化服务。与之相比，我国媒体的规模较小、实力较弱，在传播能力上远不及西方发达国家，导致我国在国际社会还难以发出与我国地位相称的声音，在一些重大敏感问题上更是备受西方强势舆论的诋毁和压制，应有的表达权、话语权和申诉权无法正常行使。这一点，在近年来一波又一波反华舆论恶浪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其次，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舆论斗争的形势更加复杂，方式更加多样，程度更加激烈。舆论斗争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载体和主要形式，西方国家“西化”、“分化”我国的图谋，历来都是以舆论为前沿阵地和主攻武器的。经济全球化为西方推广其意识形态带来便利和条件，西方国家不会错失良机。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大国，西方必然要将我国作为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我们越是发展强大，这种渗透就会越集中，意识形态斗争也会越激烈。这也给我国的舆论安全造成巨大压力。 从国内情况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舆论对社会变动极为敏感，因此，社会转型期往往也是舆论传播活跃期，更是舆论冲突多发期。一是社会问题集中显现导致舆论茫然。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推进，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一次又一次冲击人们的心理防线，各种舆论为此争执不下，无法形成统一的、令人信服的结论，陷入一种茫然无措的状态。这直接导致舆论维护社会规范的功能减弱甚至丧失，诱发社会情绪的非理性宣泄。各类群体性事件大都与此相关。二是社会规范出现真空激化舆论冲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结构变动加剧，社会价值观与社会行为方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产生许多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这些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超出了原有社会规范的约束范围，出现没有相应社会规范约束的状况，即所谓“规范真空”。规范真空往往会引发和激化舆论冲突，引起人们思想波动，进而影响社会稳定。三是社会阶层发生裂变引发舆论分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阶层和群体。计划经济条件下高度整体性的利益格局，正逐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多元化的利益格局所取代，前者相对封闭和一元的思想文化环境也被打破。原本全国上下相当“一致”的舆论表达发生改变，呈现出分散化趋势和多样化特征。舆论分散更能彰显和激发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但是舆论过于分散，也必然会加大社会控制成本，一定条件下还会削弱甚至抵消社会发展的动力。 从舆论传播的时代特征看，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已逐渐担负起跨媒体、跨区域、跨层次舆论传播媒介的角色，日趋成为舆论生成的策源地，舆论传播的集散地，舆论交锋的主阵地。舆论的形成机制、传播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形成机制而言，首先，舆论形成的成本降低。通过网络、手机等数字化传播媒介，每个人都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用较小的成本制造舆论热点，掀起舆论热潮。其次，舆论形成的时间缩短。双向、即时、互动的数字化传播特点，使意见沟通、扬弃、整合、反馈的效率大幅提升，舆论形成的时间大大缩短，有时候甚至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形容。第三，舆论形成的障碍减少。数字化传播手段打破了时空和身份限制，原本天各一方、几乎没有交集、处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仅仅因为某种观点、某个话题，就可能迅速结成一个舆论群体。第四，舆论形成的人为因素增多。匿名、便捷、成本低、影响大等特点，催生了“网络推手”、“网络打手”等网络舆论特有现象，人为制造和操控舆论变得简单易行，而且几乎没有风险，这使得挟舆论之名谋取私利的现象有了更大可能性和便利性。就传播方式而言，首先，舆论能量剧增。网络等新兴媒体，对那些原本零乱、分散的观点起到了聚合、放大和传导作用，舆论的“星星之火”迅速就能形成燎原之势，甚至出现“舆论暴力”现象，对社会现实形成更大压力。其次，影响范围更广。舆论的地域性特征减弱，呈现出本地舆论全国化、国内舆论国际化的倾向，“蝴蝶效应”更为明显。第三，传播速度更快。借助数字化传播手段的便利，舆论扩散、反馈、再扩散的速度加快，甚至呈几何级数增长。舆论形成机制和传播方式的变化，加大了舆论传播的离散性、多变性和复杂性，舆情分析和舆论引导的难度都大为增加。 三 维护国家舆论安全，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一个基调积极、平稳有序的国内舆论环境，也需要一个客观友善、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如果发展被来自国内外的各种负向舆论拽住手脚，就必然会导致发展阻力加大，发展成本增加，发展速度减缓。这里面既有政治账，也有经济账。 维护我国舆论安全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壮大我国的舆论传播能力特别是国际传播能力。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舆论传播能力高低，已经成为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与其拥有强大的舆论传播能力紧密相关。提高舆论传播能力，必须把进一步提升我国媒体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作为首要任务，逐步实现由国内发展为主、兼顾国际向国内国际并重发展转变，建设语种多、受众广、信息量大、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国际一流媒体，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现代传播体系。同时，还要从舆论传播的特点出发，充分发挥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的独特优势，借助文化交流和公共外交平台，依靠国际民间组织、友好机构、友好媒体、友好人士的力量，架起各国民众了解中国的桥梁，树立中国的良好形象，积极影响国际舆论。 维护我国舆论安全的另一个当务之急，就是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舆论工作水平。高度重视舆论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令人担忧的是，当前，不重视舆论工作、不善于做舆论工作的问题，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领导干部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还十分突出。近年来陆续曝光的“彭水诗案”、“孟州书案”、“儋州歌案”、“志丹短信案”，以及最近的河南灵宝“王帅案”等一系列因言获罪案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对舆论工作的认识存在严重偏差，舆论工作水平欠佳，甚至缺乏起码的舆论工作常识和技巧。这与当前舆论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不相适应，与构建和谐社会、提高执政水平的任务和要求也存在不小差距。大量事实证明，舆论可以是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不利因素，也可以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各级领导干部都应从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充分认识舆论工作的重要作用，切实增强舆论安全意识，不断提高运用舆论推动工作的能力，引导舆论在通畅的航道中有序奔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相关稿件 领导干部如何面对媒体 (此文不代表本网站观点，仅代表作者言论，由此文引发的各种争议，本网站声明免责,也不承担连带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