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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融合双重含义 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但仍然面临诸多“玻璃门”。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宋怡青 顶层设计拉开军民融合的大幕。 “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开创强军新局面，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今年3月，习近平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作出如此明确的强调。 这是“军民融合”首次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国泰君安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一方面，通过军民深度融合，盘活存量资产，吸引各种渠道资源进入安全领域，促进创新，加快武器装备升级换代。另一方面，解决了原有军工资产的效率问题，构建国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运作、军民深度融合的运行体系，就能由原来的“输血”转为“造血”，促进我国军工产业升级。 军民融合在发达国家已有范例。美国建立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即是“军民融合”的一个典型。美国国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军民融合给美国国防部每年节约300 亿美元，相当于其采办费总额的20%以上。 军民融合主要分为两层含义，一是“军转民”，就是军事技术在民间的使用；二是“民参军”，即民营主体参与军工市场。 “军工集团在漫长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产业资源，民营企业则具有机制灵活、勇于创新等优势，如果双方深度融合可以达到共赢目的。”一位接近总装备部的权威人士评价道。 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2014》显示，我国的军民融合度在30%左右。这标志着我国的军民融合正处于由发展初期向中期迈进的阶段，正处于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推进的阶段。 在《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采访中，听到了不少业内人士的热议，集中在现在军民融合的顶层设计仍有待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不健全、阻碍民营企业进入国防领域的“玻璃门”现象依然严重等方面，“军民若达到产业深度融合，还需要一系列政策扶持。” 顶层助推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军民融合驶入了制度建设的快车道。”国防大学一位教授这样认为：“军民融合需要法规来规范，需要制度来保障。” 他认为，应该在国家层面建立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健全国防工业体系，完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制，改革国防科研生产管理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机制，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 “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国家首次如此明确、系统、全面地阐述军民融合问题，部署军民融合工作。这意味着我国将此前的军民融合式发展改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位国防大学教授说。 俨然，军民融合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2013 年以来，习近平主席至少 5 次在公开场合强调推进军民深度融合。 一系列推进军民深度融合的改革举措，渐次展开。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的若干意见》要求， 2014年4月，工信部下发《促进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形成较为健全的军民融合机制和政策法规体系，军工与民口资源的互动共享基本实现，先进军用技术在民用领域的转化和应用比例大幅提高，社会资本进入军工领域取得新进展，军民结合高技术产业规模不断提升。 同年11月，解放军总参谋部向社会发布108项军事需求，公开招徕地方优势资源参与部队训练领域先进技术和产品研发。此举意味着军队打破训练保障行业垄断，为社会资本介入提供了重要契机。 一个月后，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应急产业发展的意见》中提出，将通过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对应急产业相关科技工作进行支持，并鼓励充分利用军工技术优势发展应急产业，推进军民融合。 今年4月，国防科工局印发《2015 年国防科工局军民融合专项行动计划》，在军工开放、资源共享、军工高技术转化和产业化发展等方面，明确了今年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 27 项重点任务。7月，国防科工局发布了首批国防科技工业知识产权转化目录，涉及118 个项目 600 多个专利。 地方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政策法规也在不断完善。根据国防大学提供的数据，截至2014年底，全国近30个省市出台了军民产业结合发展或者军民融合实施意见。无论是民口企业参与军工科研生产，还是军工技术转向民用法规体系，都在加速完善中。 “军转民”提速 “军工科技转民用进展比较快，对经济的拉动和辐射作用也比较明显。”前述国防大学教授表示。 以航天工业为例，截至本世纪初，航天工业根据自身特点开发出的民用产品达5000多种，累计实现产值550亿元，平均每年以28%的速度增长，民品产值和民品队伍均占航天工业总产值和职工总数的2/3。 军工企业改制后，“军转民”涌现出更多成功样本。 例如，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开发的“航天云网”，集开放创业平台和生产性服务平台为一体，已有22000 家企业注册，覆盖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有效推动制造业生产设备的互联共享。国家目前使用的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就是由航天科工开发的。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航空技术融入汽车、发动机、零配件等领域，代表性产品有新舟系列民航飞机和新一代 4 吨级轻型多用途民用直升机 AC312。新舟系列飞机已累计交付超百架，运营在20多个国家的近 300 条航线上。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在军转民高新技术、北斗产业、高端装备制造、应急救灾、反恐防爆、节能环保等领域推行军转民技术应用，代表产品为3.6 万吨黑色金属垂直挤压机成套设备，造价仅为国外的三分之一。 据美国国会研究报告，军事技术二次转化为民用，每投入 1 美元，能产出 7 美元的效益。“军工技术在拉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作用，不言而喻。”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栾大龙表示。 “军工技术由于其先进性，只要能找到好的市场切入点，转民用没有太大的刚性困难。”一位军工产业分析师说：“军转民能取得多大进展，主要看军工企业能否适应市场竞争的商业逻辑。” 他分析道，如果是做军品，军工企业从立项开始就与装备需求方有深度沟通，这种沟通保持到装备交付。但是面向市场做民品，就需要军工企业自身有技术有前瞻性，对用户了解，对市场趋势有把握。 机制不健全会阻碍“军转民”的进一步发展。国防科工局相关业务司负责人龙红山表示，由于军工企业技术解密制度不完善，国防知识产权保护和权益分配、激励机制不健全，军工技术转化渠道单一等，还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 “民参军”玻璃门 政策陆续出台鼓励“民参军”，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进入国防军工供货体系。 来自国防大学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3 年底，全国已有 500 余家民营企业获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600 多家民营企业获得总装备部装备承制单位资格，1000 余项民用技术应用于装备研发。 《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报告2014》也指出，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下，参与部队武器装备建设的民口企业数量连年攀升，范围逐渐由元器件、零部件向整机、主机延伸。如某轻型突击车搭载多种轻武器；某新型机器人采用履带复合行走装置，能适应沙石、滩涂等复杂地形。这些新型作战装备均出自民口企业。 从去年开始，民口企业参与军工的热情高涨。譬如，信威集团与清华大学联合参与的我国首颗低轨移动通信卫星完成全部在轨测试；积成电子(002339)与北京久远(中国工程物理研究所下属企业)合作组建军工产业基金，借助北京久远的军工背景，寻求军工产业投资机会。 民口企业进入军工领域，一方面可以节省政府的军事研发开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市场化的竞争，降低军方在军品上的采购成本。 申万宏源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市场需求驱动下民用技术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军用技术。比如，美军在推进的新军事革命中，许多核心高新技术都直接采购于民用市场，特别是军用信息技术，80%以上直接来自民用市场。 可以说，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正逐步由政府主导向市场竞争与政府主导相结合的方式转变。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今年工信部将编制军民融合“十三五”规划。另外，推进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和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联合审查，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专项行动也首次被列入工信部“6+1”专项行动计划，这些都显示了政府加速军民融合的决心。 同时也不可否认，阻碍民企资源进入军工领域的“玻璃门”现象仍严重，“民参军”还有不少深层次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信息不对称。长期以来，由于军工自成体系，军品发展方向、订货计划及调整、产品定价方面是一个闭环，民营企业因为信息缺乏，参与竞标的机会不多。 一个积极的变化是，“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今年年初上线运行了。它面向民营企业发布武器装备需求信息，向军方推送企业产品和技术信息。这被业内解读为民参军信息领域的重要突破。 其次，民企进入国防领域审批项目过多。民企参与国防必须申请相应的资质，需要进行层层审批，通过后方可在军方监管下进行军品研制。在进入程序上环节众多，也许带来的相应阻碍也就多。 第三，在研发方面，国有军工企业能优先得到政府的专项资金和技术支持；在税收方面，承担了部分武器装备科研的民营企业，没有得到类似于国有军工企业一样的减免。 龙红山也坦陈，“民参军”的渠道还不够畅通，准入和退出制度仍需完善，供需信息传递不畅，军工集团行业壁垒并未完全消除。 军工企业生产模式通常为“多研制、小生产，多品种、少批量”，而民企一般是“大规模、产业化”模式；军工的传统是讲求“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民企视利润为企业追求……不同的体制、机制、理念，在军民深度融合中也会形成冲突和障碍。 “为军民融合进一步营造环境、突破障碍，是接下来要推进的工作。”龙红山表示，未来一个时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应该遵循这样的总体思路：坚持国家主导、市场化运作，扩大军工开放；着力推动军转民、“民参军”和军民资源共享；大力推进技术、产品、能力和资本的军民深度融合，形成全要素、多层次、多领域、高效益的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新格局。 (此文不代表本网站观点，仅代表作者言论，由此文引发的各种争议，本网站声明免责,也不承担连带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