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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月1日开始，浙江省公安厅进行特别行动，针对“中国式过马路”等8类影响交通秩序的违法行为进行严管重罚。到3月22日，浙江全省处罚非机动车、行人闯红灯8283起，行人过路口不走人行横道1622起。报道称，此次浙江警方对这8类违法行为投入警力之多、处罚之严在全国尚属首次。 以我之见，浙江此举对于市民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什么叫“中国式过马路”？从表面上看，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其实事情并不简单。一般国人在过马路时是集体闯红灯，不顾规则，但过马路时的状态并不是“中国式”的全部，在亲朋好友之间和领导面前，大家往往是谦恭礼让、规规矩矩的。两者形成了强烈对比：在陌生人社会，中国人的行为规则是一个“抢”字；而在熟人社会，却是一个“让”字。 那么，熟人社会中温良恭俭让的国人，为何一到陌生人社会中就变为另一个人呢？我的看法是，恰恰是熟人社会的行为规则造成了国人在陌生人社会中的行为规则。 在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往往建立于不平等的地位。在家庭里，子女必须孝顺父母，父母有权决定子女的人生，比如婚姻取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江湖上，兄弟表面上平等，但梁山好汉必须排出不可逾越的座次，有时大哥对小弟也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在朝廷上，则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虽然长幼尊卑的规则是熟人社会中人人认同的，其背后却是强势者对弱势者权利的剥夺。在家族中，以父母养育之恩为基础，要求晚辈履行服从长辈的强制性义务，是一种不合理规范；在江湖上以及君臣关系中，也是强势者先以武力征服弱势者，而后取得领导或统治地位。正是在熟人社会这样的秩序中，强势者享受特权是天经地义的，人们也习惯于一部分人享受特权。所以，呆在熟人社会，人们就遵守长幼尊卑的规则，但当进入陌生人社会，不必遵守熟人社会规则时，人们还是本能地照此行事，并且本能地直奔特权而去。 可以说，刚从传统小农社会走出，进入现代陌生人社会的一般国人，自己最想要的可能还是特权，同时最看不得的是别人享受特权。就逻辑而言，如果特权被消除，国人应当是最守规则的。几千年来，民众一直看着别人享受特权，如果看到一贯享受特权的人也和自己平等了，怎能不乐于遵守规则呢？但遗憾的是，出了熟人社会的“笼子”，“顺民”也很容易变为“暴民”、“乱民”。缺乏平等社会秩序训练的民众，并不天然具有行使平等权利的能力。 由此，要治理所谓“中国式过马路”，首先，一定要让公众参与规则制定，让每一个过马路的人的权利都得到保障。“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的现象，是否需要治理以及如何治理，应当让公众参与讨论，进而共同制定规则。否则，相关报道中说的“严管之下，行人和交警的摩擦也时而升级”的现象就难以避免。政府部门不应惯于自己关在屋子里制定这样的公共政策。 其次，治理“中国式过马路”，一定要努力实现在交通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特别注重消除强势者的特权。在现实的道路交通管理中，一些拥有特权者破坏了规则，如违法停车、开无牌车等，也不会为此付出被处罚的代价。这是“中国式过马路”现象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也是一些城市管理者思想和行为习惯还停留在传统社会的标志。消除特权，是建设市民社会的治本之策。 再有，对不适应红绿灯规则的公众，也必须严格规范。对广大民众的法制教育和技术性的训练，也是建立市民社会的治本之策。熟人社会的不平等是一种束缚，但陌生人社会也必须有规则。权力应关进“笼子”，而民众普遍拥有的权利本身也是一种“笼子”。自由必须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 行人过马路，看上去只是城市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却折射出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问题。消除特权，建立起市民社会应有的平等秩序，是解决好过马路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根本问题。 （作者系法学博士） (东方早报) (此文不代表本网站观点，仅代表作者言论，由此文引发的各种争议，本网站声明免责,也不承担连带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