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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信仰，根植何处 济南军区某炮兵旅有一个屡演不衰的小品：《一块地》。 连队楼前有块菜地，营房科助理员来检查，要求连队把菜拔了种花种草美化营院。 过几天，作训科参谋来检查，强调军营不是度假村，怎能让花花草草来分心，要求赶紧拔了建个训练场。 又隔几日，宣传科干事来检查，说开展文体活动不能没有场地，下周比赛打排球，限连队两天内改成排球场…… 这个小品是根据一个连队的真实故事创作而成的。 小品博人一笑的同时，也引起了专家的思考。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研究员许江瑞说，对一块地的折腾，实际上是一个部门一个点子、一个领导一个令的直接反映，深层次原因则是长期以来单纯依靠行政命令、依赖习惯和经验开展工作的一种表现。 在部队调研，类似现象并不鲜见：有的本来是具有法规约束力的规划，可能主要领导一句“不行”，项目就搁置下来;按条例规定，重大事项需要常委集体研究，有些单位俩主官一合计就拍板了;还有的为了强调某项工作重要，奖惩不按条例规定，随意搞“一票否决”;有的明知编制是法，却随意超编超配人员…… 第二炮兵某旅副旅长吴清玉说，长此以往，有的机关也形成了“习惯”：下通知、发文件首先考虑主官是怎么要求的，而不是考虑条令怎么要求的，机关琢磨领导讲话比琢磨条令条例用的心思多，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制度、规定往往随着领导更换而被改变、被突破。 记者采访发现，面对这些与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背道而驰的种种问题，专家也好，普通官兵也罢，虽然看问题的深浅不一，却无一例外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然而，令人颇感无奈的是，说归说，做归做，有的当面讲得义愤填膺，转过身又按老习惯做。记者询问其中的原因，有部队官兵形象地说：“这些有悖法治精神的传统治军方式就像臭豆腐，虽然闻起来臭，可是吃起来香，改起来难。” 人们不禁要问：改变传统的治军方式为何这么难？其深层次的根源又是什么？几乎所有的采访对象都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根源在观念，在文化。 有学者讲，中国文化的一个弱项便是法治观念淡薄。中国至今颇为流行的武侠小说，“好汉”总是在挑战法律，“江湖”总是要远离法律。而传统文化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更多是依靠道德调整，而不是依靠法律调整。 有专家讲，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存在很多潜规则，最典型的是人们不管办什么事，都习惯于找熟人、找关系、找领导，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则，影响了法治文化的生成。军营也同样如是。 海军某水警区一名四级军士长探亲休假手续未办完就买了回家的火车票，他这边要上车，那边单位打电话让他回去补全手续。水警区政委喻文兵谈起这件事时说：“很简单，只需按条令要求回去补手续就行了。但是，这名士官却径直来机关找到我，想让我说个情放他走。就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他潜意识里却觉得找领导、找关系好使，可以打擦边球、搞例外。”喻文兵最终没有说这个情，而是让这名战士回去补办了相关手续。 部队官兵讲，日常生活中法规权威尚未形成。很多时候，领导讲话、红头文件比法律更“管用”，谁官大谁说了算。对于出现的违法问题，有的怕影响单位形象、损害个人政绩，往往话讲得很严肃，处理起来却手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不了了之。 广州军区司令部军务部部长熊鸣说，文化是法治之源，文化决定法治，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法治状态，创建法治文化是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不可或缺的土壤和空气。 “没有对法的普遍尊重和信仰，再完善的法治原则和制度都无法支撑法治大厦。”采访中，军事科学院的专家说，培育法治文化首要是崇尚法律、信仰法律，要确立起“法”威，使全体官兵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使军事法律法规得到官兵发自内心的认同、信赖与遵守。 “培育军队法治文化，实践是关键。”从总部机关到基层部队，官兵们呼吁，要把法治精神、法治思维贯穿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项活动各个环节，切实按照法治要求转变治军方式，形成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 比如，军事立法要深入调研、论证，使每一项军事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符合军事规律，得到官兵拥护。 比如，各级领导和机关要确立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法用权、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为部队为官兵解决实际问题。 再比如，军事司法机关要秉公执法、公正司法，切实维护官兵的合法权益。 “让法律法规植根军队建设肌体每个细胞，成为一种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治理方式。”第二炮兵某旅旅长绪政说，只有全体官兵都来主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习惯，才能创建良好的法治环境，实现法治文化与法治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记者 费士廷 秦 超 特约记者 陈 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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