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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全面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会上，李克强语重心长地对与会者说：“决不能让留守儿童成为家庭之痛社会之殇！”会议认为，加强关爱保护，使数千万农村留守儿童安全健康成长，是家庭和政府、社会的共同责任。（京华时报1月28日）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我国的留守儿童达到6102.55万，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群体，对此，李克强总理指出，“这种现象短时期内恐怕难以消除”，那么，如何关注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就成为直面现实的重大课题。这次会议提出要建立强制报告、干预、帮扶等机制，在笔者看来，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应与留守儿童监护责任对应，即要在强制报告同时，建立留守儿童委托监护制度。建立强制报告制度，便于政府掌握当地留守儿童情况，进行跟踪，但如果只报告，而没有委托监护人的要求，对于政府来说，只掌握了留守儿童的状况而难以从制度上完善对留守儿童的监护。对于留守儿童的监护责任，不能模糊，更不能出现真空，在父母进城务工之后，必须明确留在乡村的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是谁。不明确对留守儿童的监护责任，对于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就很难建立。 近年来，留守儿童失学、冻死、溺亡、自杀、被侵犯等问题，引起社会对留守儿童生存状态的关注，留守儿童问题已成社会之痛。分析所有留守儿童事件，都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即留守儿童缺乏监护，像去年发生的贵州毕节留守儿童集体自杀事件，家里就没有一个成年人，只有4个未成年孩子。在乡村，父母进城打工，对于未成年的孩子，通常的做法是，交给年迈的爷爷奶奶照顾，或者委托给乡里的亲朋好友，这貌似给孩子找到了新的监护人，但其实，监护关系并不明确，被委托的人，基本上只管孩子的基本生活，对于孩子的安全、身心健康却关注不够，更有甚者，有的只是被请求平时去看看孩子的生活情况，至于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需要的关爱、教育引导则完全缺失。 这次会议提到，必须依法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落实基层政府、村（居）委会和学校等的安全管理、监督、教育等职责，支持社工、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完善关爱服务体系。在笔者看来，这还是没有解决留守儿童的监护问题——外出的父母怎样履行监护主体责任？如果监护的主要责任还是落在外出的父母身上，当地政府和学校、村委，只是负责配合工作（干预或者帮扶），那对留守儿童的监护还是苍白无力。对于留守儿童，应该以国家监护为新的思路，建立新的监护体系。国家监护的基本思路是，由国家承担儿童出生之后的基本生活费、教育和医疗费用，父母作为孩子的自然监护人，代国家履行日常监护责任，如果父母无法履行监护责任或失去监护资格，则由国家（委托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人）进行监护。 按照国家监护的思路，乡村成年公民进城务工，要把未成年子女留在乡下，首先必须向政府报告，不能不报告就把未成年子女单独留在乡村，把未成年子女留在乡村而不报告，就是监护人失责；其次，政府应该要求外出务工人员，在外出之前，办好委托监护手续，与被委托的监护人签好委托监护协议，明确委托与被委托人的责任、权利，这好比国内小留学生出国，必须在留学目的国找到委托监护人，否则通不过签证；再次，如果外出务工人员找不到委托监护人，而本人不得不外出，则由政府指定人员进行监护，且签订委托监护协议。建立这样的监护体系，也就使留守儿童的监护无缝衔接，而不是父母不履行监护责任，社会只出于“爱心”去偶尔关心一下孩子。 当然，解决留守儿童问题还必须两手抓，一手抓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另一手则从制度改革和环境建设努力，减少直至消除留守儿童，从长远看，根本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应该消除“留守儿童”，要么让父母回到乡村，要么由父母把孩子带进城市，前者要求乡村有上班挣钱的机会，否则回到乡村怎么生活？这需要我国促进各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后者则要求城市开放教育资源，给随迁子女一样的求学、升学机会，并保障所有随迁孩子和城市孩子享有平等的社会福利，尤其是后者，应该从保障公民平等受教育权出发，取消随迁子女在城市求学的门槛，以及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解决随迁子女的城市求学、升学问题，让更多进城务工者有条件把孩子带在身边，让孩子在完整的家庭教育中健康成长。 (此文不代表本网站观点，仅代表作者言论，由此文引发的各种争议，本网站声明免责,也不承担连带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