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儿童教育、女子教育、师范教育

梁启超的儿童教育、女子教育、师范教育

       应循序渐进，不可先后倒置；应培养和引导学生理解力，不应过分强迫学生死记硬背；应教之有方，对学习安排要有张有弛；应循循善诱，不应乱用体罚。他强调趣味教育，强调培养及调动儿童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他建议应从编辑蒙学书籍人手对儿童教育进行改革，主张把蒙学教材分为识字书、文法书、歌诀书、问答书、说部书、门径书、名物书几类。识字书，将二千个常用字按照汉字的特点分为形、声、义三类，使儿童尽快识得常用字；文法书，注重语言与文字的结合，教授儿童联字成句、联句成篇的方法；歌诀书，将当前各种知识学问，选择其切要者，编成韵语，教与学生；问答书，配合歌诀书，歌诀助记忆，问答引导学生理解，将记忆和理解相结合；说部书，注重语言与文字合一，专用俚语，广著群书，内容包括圣经史事等；门径书，讲入门方法之类的工具书；名物书，即字典、辞海。
       他吸收西方心理学研究成果，根据年龄与身心发展的关系理论拟订了教学程序表(学校制度)。按学生年龄，根据各年龄段学生在身体、知、情、意、自观力(自我意识)等方面的特点，他将学程分为四个时期：5岁以下为“幼儿期——家庭教育与幼稚园期”，6—13岁为“儿童期——小学校期”，l4—21岁为“少年期——中学校期”，22—25岁为“成人期——大学校期”。
       (二)论女子教育
       重视女子教育也是梁启超维新教育思想的重要特点。他从“男女平权”的立场出发，积极提倡兴办女学。l896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论女学》一文，阐发了发展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他认为女子教育的落后是导致中国贫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这是已经被证明了的世界公理。另外，他考虑到女子自身具有心细、耐心、喜静等特点，与男子相比，各有所长，中国应充分利用女性这一巨大的人力资源。因此，他极力主张废缠足，提倡妇女解放。
       1898年，梁启超在上海积极参与了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经正女学的筹办，并写下了《倡设女学堂启》，并附《女学堂试办略章》。在文中他首先论述了兴办女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明确规定了女学堂的办学宗旨、教育内容和方法等。如女学的办学宗旨为：“欲复三代妇学宏观，为大开民智张本；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然后风气可开，名实相副。”创办女学堂的目的就是“开民智”，提高妇女文化教育水平，使妇女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各种权利。教育内容，“中文西文各半；皆先识字，次文法，次读各门学问启蒙粗浅之书，次读史志艺术治法性理之书”。为了适应社会需要，他将专门课程分为三科：一是算学，二是医学，三是法学，学生每人任选一科，惟习医学、法学者，亦必须通晓粗浅算理。另外，还设师范科，专讲求教育童蒙之法，学成之后可分任其职。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较早提倡女学的教育家，他关于女子教育的主张，反映了他男女平等、提倡妇女解放的思想，是极为可贵的。
       (三)论师范教育
       梁启超亦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较早提出开展师范教育的教育家。l896年，他在《论师范》一文中专门论述了师范教育的问题。文章对学堂教师的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由于教师的来源和出身不同，旧式学堂主要是以科举出身的学究们为师，他们既不通六艺、不读四史，更不了解西学，让这些人做教习，“是欲开民智而适以愚之，欲使民强而适以弱之也”。而新式学堂主要是聘请外国教习，导致师生之间语言不通、骋金昂贵等弊端。因此应建中、西学兼习的新式学堂，要慎重选择教师。而选择优秀教师的根本办法就是设立师范学校，办好新式学堂的关键是解决师资的问题。
       他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育发展中认识到了师范教育的重要性，有“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之感慨，因此他竭力提倡师范教育，把师范教育当作“群学之基”，强调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质量提高的基础与保证。基于此，他力倡师范教育，在设计教育体制的时候，增加了师范教育。他主张参照日本并结合中国的国情设置师范学堂和安排课程。他建议：应在办理大学堂之前，自京师以及省府州县，同时设立小学和师范学堂，由师范学堂的学生担任小学堂的教习。三年之后，聚集那些可以为教习的人选进行“大试”，“择其优异者为大学堂总教习，其稍次者为分教习，或小学堂教习”。师范学堂的课程应包括“六经”大义、历朝掌故、文字源流、列国情状、格致之门、诸国文字，“以深知其意，能以授人为主义”。
       梁启超积极提倡师范教育，后来致力于师范教育，培养出了一大批符合维新要求和新教育发展需要的新型教师，为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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