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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目前仍被公认为是世界上的创新大国、强国：世界上70%的专利出自美国，无论是诺贝尔奖得主人数，还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数目，美国都遥遥领先。更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很多重大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科研成果都来自美国。它们不一定都是由美国土本学生创造的，实际上，更多是由外国学生在美国大学从事研究后而创造出来的。 美国高等教育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不妨研读这样一份调查报告。它是由美国密西根大学机械工程终身正教授和吴贤铭制造科学冠名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荣誉院长倪军，在对比研究中美排名前十位大学的人才培养体系后写成的。这些入选的高校包括美国的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耶鲁以及中国的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 学生质量、教学设施、办学经费，师资队伍、管理体系、办学理念……在这些“看得见”的分类里，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相比，究竟“输”在哪？ 倪军： 上海交大密西根学院荣誉院长、美国密西根大学机械工程终身正教授和吴贤铭制造科学冠名教授，并担任密西根大学吴贤铭制造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国家基金会设立的可重构式制造系统国家工程中心执行主任和产学研智能维护系统中心的共同主任。他先后承担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波音公司、美国空军和国家科学基金等115多项重大科研项目。 同样搞科研，创新机制截然不同 从创新机制来看，中美大学间的区别非常大。中国的大学基本以国家战略目标为导向。比如，国家现在有16个重大科研专项，很多科研经费也就顺着这些项目拨过去了。而在美国，大部分的创新还是以个人兴趣为导向。这样，从资源分配来看，中国的科研经费实行的是国家拨款，且拨款方式比较集中。十几个重大专项，每个都是上百亿资金投入。而美国实行的则是分散性投资。 再从组织结构方面看，中美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别。在科研上，中国的高校一般是大团队、大梯队，而美国都是小梯队、小组，但这些小组又可以动态组合成无数个新的队伍。 不妨举例来说。比如交大的机动学院有差不多300位教授，我们300多位教授捆绑在十七、八个研究所里，具体的科研基本上也就是这十七、八个单位来做。而在美国密西根大学机械系，教授、副教授、助教加起来总共60位，但他们却有60个创新团队，再经过排列组合后，可能会出现的创新小组超过100个。 也就是说，在美国虽然只有60个科研人员，但创新性研究的点可能不止60个；而在中国，科研项目往往就局限于十多个科研院所，因为一个所里往往集结了一个学科带头人、所长，还有几个正教授，若干副教授，一批博士后和一大批学生。底下的教授、副教授、博士生，这些人的研究方向、任务都是由所长从上到下指派过来的。 尽管我们的目的导向是创新，为了解决国家的重大需求，国家集中队伍突击，各方面的力量可以协调，由此很高效地达到攻克某些技术指标的目标。比如中国就可以很快地派飞船登月，但这里也有局限，那就是所有的资源都局限在某个点上。如果国家有16个重大专项，那么很多钱就砸在这16个领域里面。 但必须注意的是，以创新兴趣为驱动的知识创造，其结果不一定马上就能应用，一般来说，重大科研突破都属于这种情况。因此，就未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来说，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创新环境，二是创新机制，三是创新基础。 首先，中国的创新环境基本上是对接国家需求的。原创性研究不一定可以和美国相比，但完成某些国家的科研项目、任务，比如国家863项目等，则可以非常高效。但随着创新型社会逐步建立起来，中国以后不能只是局限于跟踪研究，即国外做什么我们做什么，中国一定要推出自己的原创性研究，这就是第一个挑战。 第二，在创新机制上，中国大学要学会在科研大团队模式和动态协作的众多科研小组模式上实行两者兼顾，既不能完全依靠大梯队，也不能像美国，都靠个人小组。从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来讲，高校既要有科研大团队，也有鼓励若干创新型小组甚至个人，鼓励教授自己带学生一起去进行创造。 第三，从创新基础来说，未来10年，中国大学很可能要经历一个大的变革。目前中国高校做的很多科研，还是工业界应该做而不能做的事。而这种水平的研究在美国基本上已经由大公司自己的研发队伍来做了。今后，一旦中国有更多企业都能够像华为那样有了属于自己的研发队伍，那么就不会继续依靠大学来解决它们的问题。所以，中国高校一定要在基础创新上往前走一步，谁走得早，谁就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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