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关键词：微博　微信　新闻客户端　网络谣言　大V　两高司法解释　意见领袖　

　　2013年，网络舆论板块发生重要变化。政府加大了对互联网的管理力度，微博大V遭遇沉重打击，加上微信的分流，微博热度大幅度下降。微信用户增长迅速，新闻客户端也在发展中，移动互联网开始成为社会舆论的新信源。

　　在突发事件中，政务微博发声成为政府新闻发布的“标配”，中央级媒体和各级党报纷纷开设法人微博，经常成为事态演变的重要变量。

　　2013年度传统媒体的话语霸权在媒企之争中被削弱。与此同时，“自媒体”话语权也在打击网络谣言中暴露出先天缺陷。主流媒体如何恪守新闻专业精神，为网络信息把好关，矫正引导网民情绪，关系到国民心态的和谐与社会的稳定发展。

　　一、2013年网络舆情热点

　　（一）网络谣言治理初见成效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8月以来政府骤然加大互联网管理力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随着网络传播的日趋碎片化和网络生态的复杂化，在保障公众表达和社会监督的积极功能之外，网络舆论潜在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网民的媒介素养不够，经常见风就是雨。某些网络“大V”粉丝数量众多，不经核实转发一些谣言，扩大了谣言的负面影响。此外，某些网络公关公司为了商业利益，编织和传播谣言。网络诽谤，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网络虚假信息扰乱资本市场，让不少公民、官员和上市公司深受其害。

　　公安部部署专项行动，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8月20日开始见诸媒体报道。在互联网蓄意制造传播谣言、恶意侵害他人名誉、非法攫取经济利益的秦志晖（网名“秦火火”）、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等人被抓获。此后，陆续有多名大V（加V认证的微博“意见领袖”）被拘，包括：拥有超过1200万微博粉丝的超级大V薛必群（网名“薛蛮子”，嫖娼）；活跃于云南的地方“意见领袖”董如彬（网名“边民”，“恶意编造谣言牟利”）。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出台。

　　经过几个月的清理，网上爆料社会负面现象特别是批评政府的声音明显减少，帖文情感词力度下降，积极正面的声音日渐增多。本文抽取100位活跃“意见领袖”的微博，发现以2013年8月10日国信办主任鲁炜提出互联网“七条底线”　为拐点，此前两个月累计发博　72481条，此后两个月累计发博65126条，下滑10.2％。

　　而8月10日以后，体制内媒体微博和政务微博的发博量超过了“意见领袖”，提示微博舆论场上这两支“国家队”趁势崛起。

　　然而，打击谣言和网络犯罪也出现了一些引发质疑的案件。如河北清河县女网友发帖询问命案“真相”被行政拘留5日，甘肃张家川一名16岁的初中生发帖质疑一起死亡事件有内情被刑拘，甚至在政法系统内部对有些案件也有不同看法。互联网是否构成刑事入罪的“公共场所”，如何界定网上“寻衅滋事罪”，是各方讨论的焦点。

　　（二）司法案件引发的舆论热点猛增

　　在2013年20个热点舆情事件中，司法案件占半数以上。9月份继举世瞩目的薄熙来案一审宣判之后，陕西“房姐”龚爱爱案、“高铁一姐”丁书苗案陆续开审，北京大兴摔童案、李某某强奸案、河北王书金强奸案等相继宣判，沈阳摊贩杀死城管案主犯夏俊峰被执行死刑，更使得司法公正成为空前集中的网络议题。

　　不过，各类司法案件折射出的民众心态却各不相同。薄熙来案公审、刘志军贪腐案审理和多起高官被查处案件，使民众对新一届政府“既打苍蝇，又打老虎”的期望大增；李某某强奸案与夏俊峰案中，网民对罪犯的态度形成强烈对比，折射出民众对当下社会阶层分化、强弱群体生活反差的不满和忧虑；湖南特大非法集资案主犯曾成杰被执行死刑，则成为继“吴英案”后又一起引发中产阶级震动的案件。

　　（三）民生仍是舆情焦点，个人暴力表达有所增强

　　2013年，新一届党中央、国务院改善民生的决心和努力被网民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然而，中国仍处于社会转型期，民生问题和个人权益保护依然是网络舆情的热点领域。年初的香港奶粉限购令，黄浦江上游的死猪，下半年的延迟退休之争，基层政府和百姓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各种摩擦事件，都涉及民众的安全感和尊严，掀起情感波澜。

　　从延安城管暴力执法，到湖南临武瓜农与城管冲突中意外死亡，再到唐山城管面对下跪商贩面带微笑，截至2013年11月初，新浪微博有关“城管”的词语已经高达6000万条，不少网民倾向于认为“城管是社会戾气的制造者和激化者”。而对城管亦为平民阶层的事实，以及摊贩的暴力抗法行为，网络舆论则倾向于选择性忽略。

　　医患纠纷由来已久，随着2013年10月下旬发生的浙江温岭患者杀医案变得格外尖锐，出现了医护人员集体抗议，全国上百家医院声援的现象。据中国医院协会统计，2012年每所医院平均发生的纠纷事件由2008年的20.6起增至27.3起。与2012年哈尔滨杀医案中不少网友的幸灾乐祸相比，这次网民对被杀的医生普遍表达了同情，保持不变的是对当下医疗环境和医疗体制改革的牢骚与不满。

　　这一年中值得深思的，是某些弱势群体在处境艰难的煎熬下，失去对社会的信心和耐心，选择以个人暴力的方式宣泄不满。6月7日，厦门中年男人陈水总在快速公交上纵火导致47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些高考生。7月20日，山东农民冀中星因上访无门在首都国际机场引爆了自制炸弹。冀中星在进京前最后一篇博客写道：“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有网民对此做出点评：领导多融入群众，就不会产生冀中星、陈水总。

　　（四）吏治反腐话题依然火爆，年轻干部遭遇“扒粪”　

　　2013年，涉及年轻干部选拔任用的网络热点案例渐多，仅5月至6月出现的相关案例就达30多起。广东揭阳揭东区副区长江中咏“父子接棒”，安徽安庆惊现22岁团县委书记，湖南衡阳雁峰区副区长参加工作10个月后被提拔正科、4年后被提拔副处，湖南某地市官员外甥女28岁任副县长，参加选美后获重用等话题，在网上引起议论纷纷。一时间，围绕年轻干部出身经历的“扒粪”风起云涌。干部年轻化本身是好事，网民担忧的是缺乏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选拔程序。

　　网络反腐从2012年岁末开始也变得更加集中而尖锐，网民反腐的类型多样化、起因复杂化、爆料实名化，党政机关查处快速化。位高权重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被网络实名举报拉下马，被曝光多块名表的“表哥”、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获刑14年，上海法官集体嫖娼被曝光……网络反腐与新一届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的坚强决心是吻合的，但领导干部一旦被举报就面对几亿网民一边倒的指控，被污名化。此外，网络反腐易被商业敲诈和官场恶斗所利用，需要加以必要的规范。国信办2013年再次查处了若干借反腐之名行网络敲诈之实的舆论监督网站。4月以来，人民网、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及新浪、腾讯等商业网站均在显要位置推出“欢迎监督，如实举报”的网络举报监督专区。9月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开通，日均收到网络举报800件。这都有利于引导网民利用正规渠道和平台进行合法举报，实现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的无缝对接。

　　在2013年的反腐案例中，央企的腐败问题也备受关注。中央巡视组进驻中储粮，在此之前中储粮黑龙江大火，使得这家企业受到广泛关注，问题不断曝光。而8月以来中石油发生一系列“人事地震”，先后有包括国务院国资委主任、中石油原董事长蒋洁敏在内的多名高管涉严重违纪被调查，此事更是被网民冠以“窝案”、“胜利（油田）系”等标签而大力炒作。很多央企、国企脱胎于政府机关，没有完全实现去行政化，也就承担了社会舆论对整个公权力不满的情绪。

　　（五）微信等移动通信工具分流微博用户

　　微信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流行，目前用户已达5亿，海外用户超过1亿。加上米聊、来往和新近出现的易信，移动通信工具对微博用户的分流作用明显。从微博上陌生人的集体“吐槽”，转向微信熟人间的相互取暖，提示社会参与的无力感增强。

　　2013年微信公众账号大量涌现。今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推出认证公众账号，仅第一天订户增长22万，收到用户回复信息12万多条。在央视《新闻联播》结束前，新闻主播都会提醒大家关注其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在庐山地震中，＠人民日报、＠央视新闻都通过微信为灾区祈福，发布一些倡议和号召，如请私家车为救援车辆让路等，有很强的号召力。

　　新闻客户端是一种基于手机的信息供给，囊括热点新闻、体育、军事、娱乐、购物、八卦、图片，以及网友评论等。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订阅内容，开启了社交阅读新时代。目前新闻客户端不仅有《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南方周末》等传统媒体入驻，还吸纳了不少自媒体。搜狐网宣布，搜狐新闻客户端入驻媒体超过1000家，其中包括近400家自媒体，用户总订阅量超过了6亿个。

　　（六）斯诺登事件促中国网民同步参与世界热点

　　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上升的同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领土和贸易摩擦也逐年增多。2013年的舆情热点中，涉及国际和地区事务的议题仍占有相当比重。除钓鱼岛、南海问题等持续发酵外，2013年6月，美国前中央情报局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在曝光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棱镜”项目后逃亡香港，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广泛关注。“棱镜门”让美国人从2012年希拉里有关互联网自由的两次谈话所标榜的道德高地跌落，也使得中国网民有了一次近距离同步参与世界热点的机会。网友沿用“如果斯诺登是某国人”造句，表达了对美式自由双重标准的讽刺：“如果斯诺登是中国人，奥巴马总统肯定已邀请他前往白宫共进晚餐，还会提名他为下一届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美国政府只在恰当时机捍卫自由与人权。”

　　表1：2013年20件热点网络舆情列表

　　单位：条

　　注：时间跨度2012年11月1日至2013年10月31日

　　二、意见领袖在舆论场的作用

　　（一）300名“意见领袖”影响互联网议程设置

　　在这次互联网整治中，一些“大V”被清理，但网络“意见领袖”仍将是一个客观存在。根据“二级传播”理论　

　　，大众传媒往往是通过民间“意见领袖”的中介作用，才能影响公众。这种现象在互联网平台上更为突出。

　　据统计，全国103家微博客网站的用户账号总数已达12亿个，其中新浪微博用户账号5.36亿个，腾讯微博用户账号5.4亿个。随着微博客用户群体的迅速扩大，产生了一批粉丝数超过10万人的“大V”账号。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中，拥有10万以上粉丝（听众）的超过1.9万个，100万以上的超过3300个，1000万以上的超过200个。　

　　在一些突发事件和公共议题上，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常常超过媒体和政府在微博中的传播力。据统计研究显示，平时有大约300名全国性的“意见领袖”影响着互联网的议程设置。

　　（二）意见领袖的人口学、社会学特征

　　我们抽取了活跃度较高的300名网络“意见领袖”作为样本，进行了人口学与社会学特征分析。

　　1、性别特征：男性“意见领袖”更积极地参与网络公共话题。

　　300名“意见领袖”资料显示，男性占据绝大多数，男性、女性人数分别为271人、29人，所占比率约为9：1。

　　2、年龄段分布：以40～60岁年龄段的中年人居多。

　　300名“意见领袖”中，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为3人，占样本总数的1％；30年代的为6人，占2％；40年代为23人，约占7.7％　；50年代80人，占26.7％　；60年代101人，约占33.6％；　70年代69人，占23％；80年代17人，约占5.7％；90年代仅为1人，占0.3％（见图1）。

　　图1：300名“意见领袖”的出生年代分布

　　从统计数据明显可以看出，“意见领袖”中出生于50年代至70年代的人居多，合计为250人，占据样本总人数的83％强，300名“意见领袖”中以40～60岁年龄段的中年人居多。

　　3、出生地与现居地分析：多来自二线区域，现居一线城市。

　　分析300名“意见领袖”的出生地，可以看到，出生于一线城市（各省会大城市）有56人；境外的有8人；多数人群出生于二线区域，有236人，其中农村区域（含县城及其以下）为163人，城市区域73人（见图2）。

　　从近两年所在地来看，绝大多数“意见领袖”生活在一线大城市。北京成为样本中人数最多的城市，高达190人，约占据样本总人数的63％；上海次之，为25人，约占8％；广州＋深圳居第三位，有18人，占6％。其他国内各省市之和则仅为42人，合计占样本总人数的14％；　

　　多数“意见领袖”从二线区域闯入一线城市，对草根社会的观察和体验有切肤之痛，而其个人奋斗的经历对年轻人有吸引力。有少量网络“意见领袖”则生活在境外（含港澳台），人数为25人，占8％。如我国台湾的李敖，香港的马鼎盛，新加坡的作家六六，日本人士加藤嘉一等。

　　图2：“意见领袖”的出生地分布

　　4、学历与学科背景：学历水平偏高，文科居多。

　　300名“意见领袖”中，多数人群具备较高学历，其中拥有博士学历的有96人，占32％；拥有硕士学历的有68人，约占23％；大学及大专学历有114人，占38％；没上过大学的仅22人，约占7％。另外，在300名“意见领袖”中，有95人有过境外学习的经历。

　　据统计，在278名上过大学的意见领袖中（占样本总数的93％），知识背景为文科、理工科、军事学科的人数分别为253人、22人和3人，所占比例约为91％、8％和1％。在253名文科类“意见领袖”中，中文学科类知识背景的人数最多（达77人），新闻／传播学科类的有65人，经济学科类的有47人，管理学科类的有39人，法学学科类的有37人，政治学科类的有21人，教育学科类的有19人，历史学科类的有18人（见图3）。

　　图3：278名上过大学的“意见领袖”学科分布

　　5、职业分布概况：媒体圈、高校人数最多。

　　从300名“意见领袖”从事行业与所属单位性质来看，新闻媒体圈人数最多，有83人，占28％；其次为高等院校，有61人，约占1／5；第三是企业组织，有42人，约占14％。自由职业者有34人，约占11％；研究机构 30人，约占10％；退休人员有11人；从事社会团体与公益事务的也有10人。另外，来自党政军系统的人数也不少，其中党政机构26人，军方3人（见图4）。

　　图4：　300名“意见领袖”职业分布

　　值得一提的是，在300名“意见领袖”中，扣除目前党政军系统的29人，还有120人有过体制内职业经历。如知名网友“十年砍柴”，曾工作于国家某部委，因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媒体，后成为独立专栏作家和网络名人（见图5）。

　　图5：　300名“意见领袖”体制内经历情况

　　6、年收入水平：10万～60万元收入者的人数居多。

　　据统计显示，300名“意见领袖”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者仅有16人，约占5％；年收入在10万至60万元之间的人数居多，共有209人，约占70％；60万至200万元的有48人，约占16％；200万元以上的占9％，有27人。

　　图6：300名“意见领袖”的收入情况

　　7、多数能在传统媒体发声。

　　300名“意见领袖”中，绝大多数人士和传统媒体保持着较好的互动关系。据检索发现，在2013年，有263人（约88％）在传统媒体上发表过署名文章或评论，或曾在电视台出镜。“意见领袖”能在传统媒体发声，有助于对现实国情的理性把握、平和表达，进一步提升个人的影响力。

　　8、政治与经济观念

　　据观察分析，300名“意见领袖”中，政治价值观属于自由派、对政府和现行体制有较多批评、偏右翼的人数较多，有162人，约占54％；偏左翼的有53人，约占18％；属中性的有85人，约占28％。而在经济理念上，偏右翼的人数有111人，约占37％；偏左翼的有98人，约占33％；较为中性的91人，约占30％，基本呈现三分格局。

　　耐人寻味的是，经济理念上重视效率的“市场派”比政治理念上的“自由派”的占比低了17个百分点，这提示在呼吁深化改革的“意见领袖”中，也有人意识到三十几年经济改革带来社会分配不公、官场寻租等弊端，市场至上的主张影响下降。

　　（三）“意见领袖”的倾向性分析

　　从300名“意见领袖”名单中，进一步抽取更为活跃的100人，进行帖文语义分析。筛选出年度影响网络舆论的20个批判性词语，统计每个“意见领袖”使用这些关键词的次数，试图归纳出其意见倾向性。

　　运用新浪微博高级搜索功能，可发现这100名“意见领袖”在微博中提及次数最多的20个词汇，依次是：政府、改革、自由、儿童、腐败、司法、举报、道德、谣言、公平、城管、房价、校长、移民、上访、强拆、民生、雾霾、转基因、性侵。其中，提及“政府”的微博占样本总量的27.37％，提及“改革”的微博占12.29％，提及“自由”的微博占11.20％，提及“儿童”和“腐败”的微博分别占5.31％和5.29％。这些微博都超越了对个人生活境遇的关切，多与国家的政策走向相关，显示出“意见领袖”的家国情怀（见图7）。

　　图7：年度网络舆情关键词分析

　　注：样本量48148条，时间跨度为上一年互联网舆情报告截稿的2012年11月 1日至2013年10月31日。

　　在监测时段内，这100名“意见领袖”的微博总量为46.3万条。通过统计每个职业类别的人数与微博总数，发现作家的人均微博最多，达7667条；其次是律师、资深媒体人和公益人士，人均发博分别约为5308条、4649条和4624条；而党政干部、普通记者和主持人的人均微博数都在1000条以下。

　　进一步分析表明学者群体在各类舆情事件中最为活跃。如学者刘胜军关注与“改革”“腐败”“公平”“移民”相关的舆情事件，政策“改革”是其微博的主旋律，“腐败”论与“公平”论常引起网友共鸣。在关键词涉及的具体舆情事件中，大部分学者希望中国能够进行深层改革，扶助民生，进而改良中国现状。

　　数据显示，律师群体在吏治反腐类的司法舆情，以及涉及上访、强拆的舆情事件中尤为活跃。律师一方面维护当事人权益，要求政府给出合理解释；而另一方面，在多起重大司法案例中也有发动“舆论审判”的嫌疑。无论是李某某案还是夏俊峰案，一些未经查证的事实和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误导了舆论，有悖于律师职业伦理。《检察日报》文章《律师发动舆论审判的恶果》指出，“舆论审判对于法律的权威、对于司法的公信而言，只会产生更加严重的打击和伤害，而不是拯救”。

　　媒体人群体是微博议程设置的关键角色。媒体人实名举报掀起了网络反腐高潮，但在重大公共事件中某些事实和观点的“偏差”，也加剧了社会对抗性情绪，提高了舆情处置的难度。

　　概括而言，“意见领袖”这个新的族群已经在网络虚拟空间活跃很久，同时对现实的社会进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社会转型期，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意的代言人，对政府陈情，施加舆论压力，但又经常畸形放大某些超越现实可行性的偏激诉求。在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我们把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直抒胸臆的网民称为“新意见阶层”，网络“意见领袖”就是这个阶层最活跃、较有影响力的部分。客观评估他们的建设性和合作精神，去团结包容他们，减少其对体制的对抗性，是意识形态工作和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打击谣言与网络舆论格局的新变化

　　（一）互联网治理的四个节点

　　2013年8月以来的打击网络谣言，警方抓捕违法“大V”，急风暴雨的运动式治理，对全社会产生震撼，似乎政府对互联网的态度以打压为主。其实近年来互联网治理已经形成一整套较为完整的刚柔并济的思路，有如下4个重要节点。

　　2011年10月13日，国信办召开“积极运用微博客服务社会经验交流会”，鼓励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开设微博客、用好微博客。

　　2012年7月21日北京暴雨之夜，《人民日报》开通法人微博，现已成为第一大媒体微博，带动一大批体制内媒体前进到微博舆论场域，积极引导舆论。

　　2013年8月1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提出互联网“七条底线”，体现了网民自律和网络社区自治的柔性治理思路。

　　2013年9月9日，“两高”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标志着对网络消极现象从被动应对变成主动依法治理。

　　四个节点表明，政府对互联网既有强力管制，也要生态调节，既要善管，更要善用。

　　（二）微博“国家队”的成长

　　政务微博到2013岁末约20万家，已成政府新闻发布和突发事件处置的“标配”。党政部门通过政务微博第一时间通报权威信息，成为新闻信源和事态演变重要变量。济南中院官方微博直播薄熙来案审理，仅在人民网的账号，就有粉丝115万，庭审四天半所发微博总阅读量达到5亿。在陈水总制造公交车起火案后，＠厦门警方在线发布9条微博，不仅通报案件信息和救援情况，而且发出“今晚无眠，厦门之痛”“坚强厦门，爱厦门，共努力”等充满哀思的微博，累计收获网民转评近2万条。而在曾成杰被秘密执行死刑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官方微博称：“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对犯人执行死刑时，犯人必须跟亲人见面。”网友称为“冰冷回复”，群起而攻之。半小时后法院删除此条，微博道歉帖收获超7万次的转评数，甚至有网友敦促院长引咎辞职。

　　体制内媒体微博以＠人民日报一马当先，它诠释主流立场、回应网民关切，促进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包容，有了较高的黏合度。人民日报的新浪微博，截至2013年10月底，被＠　2700万次，这与其1100万粉丝同样重要。

　　体制内媒体在党政领导人出访、干部人事贪腐案件、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社会安全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等方面，介入及时，力度大，发挥了舆论主导作用。以2013年各地发生的禽流感事件为例，体制内媒体的反应速度已经逐渐赶超网民和市场化媒体。在庐山地震中，8时8分新华网官方微博＠新华网发布四川雅安5.9级地震的消息，是最早发布地震消息的媒体。9时10分，新华社官方微博＠新华视点发消息称其报道组正在前往灾区的路上。9时55分，《解放军报》记者部官方微博＠军报记者消息称“成都军区第一批抗震救灾工作组已经出发，赶往灾区”。而地震发生地的四川卫视形成了电视主播、微博配合、连线现场的三位一体式报道。对上午微博提供的各种求救线索和事件，现场记者都进行了后续的追踪，微博发布者与电视台记者完美地进行了任务的交接。例如，地震宝宝的后续报道，救灾途中军车坠入悬崖的报道，宝兴县孤岛的报道，灾区写生学生顺利返家的报道等。

　　（三）网上体制内外的力量对比

　　目前互联网舆论的力量构成，主要分为民间“意见领袖”、市场化媒体、体制内媒体和政务微博四支力量。

　　本文抽取2013年的热点舆情100件，发现首发曝光的媒介中，体制内媒体所占比例接近三成；市场化媒体首发曝光的约占1／4；而网民和网络认证用户通过互联网自媒体曝光的则接近半数，但很多爆料也是因为市场化媒体或体制内媒体的介入而迅速升级扩散（见图8）。

　　图8：100件热点舆情中首发曝光的媒介

　　互联网为大众提供了信息互动平台，不断成长为新闻曝光、舆情发酵与传播的主要渠道（见表2、图9）。

　　表2：2013年网络自媒体首发的热点舆情

　　图9：100件热点舆情的话语权分布

　　注：话语权数值主要参考事件发生过程中，不同类型微博在事件曝光、发酵、升级和舆情处置中的覆盖面和活跃度，以是否成功实现议程设置或使舆情发生重要转折，评估某一事件中哪一类型微博话语权最高，并对全部案例进行统计。

　　很多舆情事件更多是复合型的议程设置，民间“意见领袖”、传统媒体、草根网友常常形成“默契”，共同推动话题升温。

　　表3：政务微博、体制内媒体微博和网络意见领袖微博互动效果

　　注：三类微博各选取较为活跃的10个账户，统计时段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1月5日。

　　数据显示，仅就入选的三类微博账户而言：微博净增数，体制内媒体微博第一；政务微博第二；“网络意见领袖”居末位，只有体制内媒体微博的约1／3。博文转评总数，“意见领袖”第一；体制内媒体微博第二；政务微博居末位，不足意见领袖影响力的14％；体制内媒体微博和政务微博两组相加，影响力仍逊于意见领袖。这组数据显示出微博舆论场上国家队在帖文数量上已取得优势，下一步需要提高正面舆论的说服力、感染力（见表3）。

　　（四）媒企博弈挑战媒体公信力

　　新闻和企业的博弈，是2013年舆论生态的一个重要侧面，媒体前所未有地遭遇公信力危机。特别是《新快报》记者涉嫌收取50万元好处费炮轰中联重科，让媒体人在这一年过得沉重。

　　专家指出：媒体也是一种“隐性公权”，谨防“寻租”。不能因为长沙警方执法的程序瑕疵，而原谅《新快报》记者人格和报格的失守。打铁还要自身硬，新闻媒体的公器私用，有负于舆论监督的社会责任和公众信赖。而企业的不正当竞争，各自供养记者和官员，掩盖或歪曲事实真相，也侵蚀着媒体的操守。

　　《京华时报》连发70多个版面与农夫山泉的对峙，似也深陷利益纠葛。有网友发帖评《京华时报》的有关报道《四问农夫山泉，请你正面回答》：说这种意气十足的标题，已失去了媒体监督的分寸感。“你，你，你”，中立客观感没有了。而农夫山泉的企业微博则发帖回击：这个问题，你必须给公众讲清楚。《京华时报》，你跑不掉，也别想跑。

　　在这对“你和我”的矛盾冲突中，双方都丢掉了一个更重要的第三方，即消费者和公众。媒体在监督报道中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超越利益纠葛、还原事实真相？中国记协在这场有巨大争议的媒企之争中，如何给媒体人提供一些职业价值规范？

　　中央电视台等体制内媒体对苹果、星巴克不惜篇幅的批评性报道，也引起了网络舆论的反弹。国家级媒体维护本国消费者的权益，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同时需要倾注更大的心力关注和监督国内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如奶粉安全，因为后者更关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2013年第一个舆情热点，《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涉及宣传主管部门与媒体的关系。新闻管理的底线不容挑战，但管理的方式需要与时俱进。出现在南方报业集团门口的市民抗议人群，左右咸集，显示公众对舆论表达和舆论管理的极度敏感。社会转型期居高不下的舆论压力，显示出现实生活中有更大的社会压力亟待释放。

　　四、互联网的生态治理

　　互联网在中国经过狂飙突进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大变量”。本届政府强化了互联网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阵地”意识，要求守土有责，守土尽责。预测2014年和今后十年互联网的发展和管理，需要处理好如下几对矛盾。

　　（一）互联网与体制的磨合

　　从2001年人民网突破地方政府的严密封锁，率先披露广西南丹矿难，到孙志刚事件中网络舆论沸腾，推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恶法废止，互联网十几年来就是在与体制的摩擦和磨合中，从BBS、QQ、博客前进到微博客、微信，获得持续发展。

　　而从王立军事件到“十八大”召开、全国“两会”换届，网上对改革走向的激辩，在政治窗口期结束后，成为一种体制不能承受的杂音。而民间网络反腐的亢奋，容易激起官员的抵触心理和体制的自保反应。2013年秋季开始的互联网整治，不妨视为新一届执政团队开启新的十年、奋发有为的雄心和自负。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时，需要奠定一个维护体制威权的舆论环境。

　　但是，中国毕竟已不可能回到改革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大一统局面和“两报一刊” 统一思想的意识形态格局。互联网是中国社会的出气孔和安全阀。草根网民的呼声，哪怕是偏激的诉求，释放出来，也有利于上级政府和全社会发现基层的问题，及时加以解决，避免小事拖大，大事拖炸。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有助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深化改革，增加体制的弹性和张力。

　　体制需要认可和接纳网民这种新的社会参与力量；与此同时，网民的意见表达和政治参与也要学会克制。这种克制表现为：立足于制度的修复和完善，补台而不是拆台；从具体而微的民生问题和老百姓个人权利维护问题做起，不执着于宏大的政治叙事，放弃在网络空间极易被放大和追捧的英雄主义情结，水滴石穿般推进中国社会进步；把政府和体制视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重要帮手，乃至主导力量，自觉在体制的空白缺漏处拾遗补缺。这些都体现在近年来基于互联网的“微公益”活动中，从“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到“光盘行动”、“大病医保”，“微公益”成为官民联手改良中国的试验田。

　　从打击网络谣言推测中国政府企图扑灭互联网是没有依据的，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不会出现大的倒退。2013年10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规定与宏观经济和民生关系密切以及社会关注事项较多的政府部门原则上每季度至少举办一次新闻发布会，主动做好重要政策法规解读，妥善回应公众质疑，并积极探索利用政务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打击造谣传谣的治本之策、长效机制，在于推动政务公开，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

　　2013年8月，国务院还印发了《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设想基于互联网的新型信息消费规模年均增长30％以上。

　　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处置不好是“心头之患”，处置得当就是党和政府“公共治理”和基层民主的新平台。在新十年的开端，在互联网的发展和管理之间如何取得平衡，政府在善管互联网与善用互联网之间斟酌损益，未来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二）互联网的泡沫和土层

　　目前互联网信源丰富多彩，从微博、微信到新闻客户端，但信息碎片化。特别是前几年叱咤风云的时政类“大V”，往往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言，信口开河，有的还好勇斗狠，却拥有百万、千万量级的粉丝，属于网络舆论的泡沫。政府大力挤掉泡沫，有利于塑造理性平和的舆论生态，但手法尚待完善。

　　在一些网络“大V”频频落马之际，可以考虑包容专家型“中V”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理性建言。例如，通过对10位在各行业具有代表性的专业“中V”的考察，我们发现以2013年8月10日提出互联网“七条底线”为基点，后2个月发博总数比前2个月增加961条。青少年教育专家孙云晓在8月10日前2个月里日均发帖11.57条，后2个月里日均发帖15.79条。新闻学教授陈昌凤每条微博的平均转评数，由6月份的29.5条上升到10月份的35.5条。

　　（三）网民的自律、自治和他律

　　政府的网上舆论工作，需要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如果遇到尖锐的批评声音，如果没有做好取信于民的政务公开和细致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警察就冲到前边去抓人“灭火”，对于警方来说涉嫌越位，对于宣传部门来说则可能是惰政行为。

　　把打击网络谣言纳入法制的轨道，需要把握好政策和法律的界限。对于网上的杂音，要分清娱乐（审美趣味）、道德和法律三个层面，分类处置；要分清文化批评和法律制裁，多用舌头少用拳头。

　　尊重和鼓励网络社区的自律和自治，不仅涉及网络舆论生态的健康，而且涉及未来的社会转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外，进行社会建设，包容和鼓励民间自组织力量的培育，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四）自媒体的勃兴和专业媒体的制衡

　　近年来在网络舆论的研究中，出现了过高估计自媒体作用的倾向。其实，网友的“公民报道”和“围观”只是业余队，而新闻媒体、门户网站才是专业队。政府治理网络乱象，不必只盯着互联网自媒体。“净网”是不可能也是不科学的，互联网本来就是在信息的自由流动和观点的对冲碰撞中，逐渐还原事实真相、凝聚社会共识的。比网络自媒体更重要的，是传统媒体和门户网站发挥好纷乱网络信息的“把关人”和偏激的网民情绪“定海神针”的作用。

　　抽取2013年20件由党报、国家电视台、重点新闻网站最先曝光和第一时间介入的舆情案例，发现体制内媒体的及时报道对市场化媒体和行业媒体更能形成强大的示范效应。从表4看，有50％党报党刊报道总数超过300篇的事件，上升为全国年度排名前20位的大事件。而这些年度大事件全部为都市综合类报纸和行业报刊上排名最高的事件，最低热度分别超过650篇和200篇。在互联网舆论空前发达的今天，党报台网、市场化媒体和行业媒体对舆论议程仍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表4：2013年体制内媒体最先曝光事件的新闻报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