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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官场“塌方式腐败”：为了确保“甄别”这个词用准，省委组织部的官员翻了词典。 应对经济“断崖式下滑”：我们要大胆去工作，去开拓，只要别装错兜，别上错床就行！ “谁能保证自己公示时不被人告？副市长的例子活生生摆在那，谁还敢有非分之想，还是安心在自己岗位上吧。” 和反腐同样令官员揪心的是山西的经济形势。“自2014年8月以来，全省财政收入连续11个月累计负增长，11市中有8个市出现下降，86个县出现负增长。” “你要招商引资，连瓶汾酒都不给人家喝，怎么能体现出热情好客？我们要大胆去工作，去开拓，只要别装错兜、别上错床就行！” 2015年8月11日，一位白发的中年人出现在太原市的三个城中村，边走边看，不时向村民问些问题。 在其中一个村，这位中年人与一位村民聊得十分投机。临走时，村民想找中年人要电话号码，旁边有人见状解释，“这是盛部长”。 现场老百姓没人知道“盛部长”是谁。直到这一信息被报到区里后，区里官员们通过村民的描述，才判断白发中年人是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盛茂林。 不仅省委组织部长暗访，这一年来，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地方视察，也经常不按“常理”出牌。2014年10月8日，王儒林到太原调研。按计划太原安排了一个改造较好的城中村和一个没改造的城中村，但没准备让王深入村中细看。没料中途王儒林突然要进村，结果看到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村民表达了诸多不满。 对于王儒林和山西各级官员，这一年无疑是艰难行进的一年。2014年9月，王儒林等多名外地官员紧急入晋。当时山西正面临官场“塌方式腐败”和经济“断崖式下滑”，官场人事冻结，数百重要岗位空缺，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严峻，各级晋官面临着多重压力。 一年来，山西高层官员为重塑山西形象、提振山西经济而着急，一些做事的基层官员则一边忙碌，一边挂念着每月工资能否按时发放。与此同时，有问题的官员则内心惶恐，时刻关注纪委的动作，担心自己被查；还有些官员则抱着“平平稳稳不出事就好”的心态度日，不愿意有所作为。 山西要一步步收拾“官场人心”，在铁腕治吏的同时，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上趟出一条新路，仍面临诸多艰巨的工作。 “官荒”缓解 8月下旬的一天，副厅级官员唐军（化名）在山西省委大楼电梯里遇到了一名相熟的官员。 “到省委开会？”对方问。唐军小声笑答：调回省委了。对方一愣，随即祝贺。 其实唐军从地级市调到山西省委机关工作，已有十多天了。因为低调，知道的人不多。过去官员们升迁调动，免不了要迎送吃请一番。这次唐军是自己拿着组织部的文件去新单位报到。 最近，经历过“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山西省委大院里，处处都是这种低调的履新。山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高宏曾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2014年9月山西省委重大调整后，人事冻结，截至2015年4月17日，山西空缺省管干部311名（不含虚职）。其中，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免职造成空缺的有34个。 选官在山西官场近一年来备受关注。如何防止“带病提拔”，是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和山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盛茂林最头疼的事。 山西多名高层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随着山西省委原副书记、省人大原副主任金道铭，省委原秘书长聂春玉，原副省长杜善学，省委原统战部长白云和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等人陆续落马，大量与这些副省级官员有染的厅处级官员暴露出来，如何甄别和处置这个数量惊人的问题官员群体成为难题。 “直到现在，仍有一些涉案干部还在岗位上，没有处理。”山西一名官员说。 一些官员担心山西官场会有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式审查。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盛茂林解释，“有些同志对这个词比较敏感，甚至有些担心，我觉得大可不必。我们所说的甄别，是中性词。” 为确保“甄别”这个词用准，不会引发干部群体心理波动，张高宏甚至翻了词典。这场对山西官员的甄别，具体是这么被描述的：甄别处理一批有问题乱作为的干部，调整退出一批不作为的干部和掌握使用一批敢担当的干部。 经过数月调查准备，官场地震后的山西选用的第一批官员上岗。3月23日，腐败重灾区吕梁市和山西省交通厅任免23名省管官员（南方周末2015年4月30日曾专题报道）。 2015年8月16日，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介绍，“今年以来，我们省委常委会先后研究了9批干部，其中提拔重用了95人，把山西因为各种原因空缺干部的主要岗位基本配齐了。” 山西省委组织部解释，上半年研究干部9批次共330人，其中提任95人。这意味着，山西空缺的300多名省管岗位基本到位，不再大面积空缺。 不过，仍有一些重要的岗位空缺，如吕梁仍没有市长。按照人大制度，2009年曾召开过换届会的吕梁人大，应该在2014年再次召开换届会选举，但吕梁市长人选至今没有确定，换届会至今没有召开。 “换届就是换人，人没定，换届会也就没法开。”吕梁市人大一名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空降兵”的冲击 与以往官员们削尖脑袋想升迁不同，这一年来，山西官场出现了怕提拔、不愿被提拔的情况。 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太原官场广为流传：2014年5月，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根生将到龄退休，空出一个常委位置。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太原市副市长毋青松拟提拔为市委常委。公示后毋青松被举报超生，5月，毋青松不仅没被提拔，反而被免职。 “谁能保证自己公示时不被人告？副市长的例子活生生摆在那，谁还敢有非分之想，还是安心在自己岗位上吧。”山西一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太原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位置目前空缺已一年多。 不愿意被提拔的情况并非孤例。在腐败重灾区吕梁市，过半数年龄、履历和学历符合县委书记选拔标准的官员主动退出竞争。“很多地市都有类似情况。”山西省委一名副省级官员说。 一些被提拔起来的官员也难免面临质疑。一名副处级官员多次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现在提拔了不少研究室、妇联、政协的人，这些清水衙门可能比较廉洁，但他们有能力到地方当书记和县市长吗？” 面对这种质疑，一名被提拔的县委书记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干得好不好，请给我们一点时间”。8月21日，山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高宏表示，“他们上岗还不到半年，还需要给他们时间。据我所知，目前都还不错。” 一些官员不愿参与选拔，而被提拔的官员被质疑“廉而不能”。两难时，一些山西省外的官员被“空降”到山西。 张高宏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目前已经有大同市委书记、运城市委书记、山西省国土厅厅长、省安全厅厅长、怀仁县委书记、泽州县委书记等七八个岗位，是从山西省外派来的。 诸多省外官员“空降”山西，“山西官员失去信任”的传闻在网上暗地发酵。不少山西官员担忧：外界会不会因此认为山西选不出好干部来了？ 张高宏解释，“我们也提拔了大批的本省干部，援疆也派出去了一些干部，这都是正常的。”最近还会有几名外省官员到山西的企业和院校任职。 在7月30日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司司长许大纯被任命为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的大会上，山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高建民表示：“选派优秀领导干部到我省工作，体现了中央对山西干部队伍建设的支持，也是对发展山西、建设山西、实现富民强省目标在领导力量方面的加强。” 8月25日，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吴政隆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选干部就是要坚持五湖四海的原则，有利于地方发展，中央从外省选派官员到山西是对山西的支持和关心。” “认罚、认改、认干” 山西“塌方式”腐败后，山西省组织人事和纪检系统一年来持续在进行反思与自查。在2015年全省组织部长会议上，盛茂林坦然承认，“选人用人出现严重问题，组织部门难辞其咎。” 据山西省委组织部8月13日介绍，“全省组织系统共排查处理存在问题组工干部286人。” 山西省纪委也曾反思，“山西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原因之一是监督缺位”，王儒林也要求山西省纪委“认罚、认改、认干”。 山西省纪委一名官员介绍：2014年9月30日，黄晓薇出任山西省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十一”期间，省纪委领导班子整整开了5天会，研究对山西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怎么看、怎么办。会后达成一致，对存在的问题“认理、认账、认责”。 2014年9月至2015年6月，山西共对252名纪检系统官员立案调查，处分212人，撤职以上重处分35人，移送司法17人，清理调离70人。 之后，山西省纪委的办案方式与效率大幅提高，“20天查结国土厅原厅长李建功受贿2654（余）万元的问题，27天查结煤炭厅原厅长吴永平受贿2248余万元的问题，40天查结忻州市委原书记董洪运受贿4463余万元的问题。” 2015年4月14日，王儒林指出，“县乡村的腐败问题不解决，老百姓身边的‘苍蝇’没人管，甚至满天飞，我们打多少‘老虎’，人民群众也不会满意。”重视基层腐败，因此也成为山西省纪委的新重点。 南方周末记者从山西省纪委获得的数据称，2015年上半年，山西查处的村支书和村主任多达1775人。 山西还试图反思权力失范出现“天窗、后门、猫腻、黑洞”的根源。2015年1月，意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名为“六权治本”的改革已在山西全面推行。效果如何，则有待时间检验。 “把保工资放在第一位” 组织人事和纪委系统的改革虽然事关山西官场大局，但对于山西基层公务员来说，这一切还是太远了。在吕梁市方山县政府大院里，公务员们最近议论得最多的不是反腐，而是“会不会发不出工资来”。 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方山县财政局局长常云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今年一开年，我们就把保工资放在第一位了。” 和反腐同样令官员揪心的是山西的经济形势。“自2014年8月以来，全省财政收入连续11个月累计负增长，11市中有8个市出现下降，86个县出现负增长。”山西官方数据称。 8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各省上半年GDP数据，山西增速全国倒数第二。 “如果今年能完成财政任务，那我们能保工资、保机关运转。如果完成不了，能保工资，机关运转可能有问题。”方山一名经济官员说。 方山还不算山西经济形势最差的县。南方周末记者从多名不同的山西官员处得知，“有些县市已经不能按月发工资了”。 民间对经济不景气的感受更直接。“过去山西高档餐饮，大多是海鲜，现在所剩无几，有些直接关门，大批海鲜厨师离开山西。”8月19日，山西省烹饪餐饮酒店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冯守瑞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冯守瑞说，大多数高档餐饮不得不转型走大众消费路线，“过去请官员办个事吃个饭，人均消费800元，现在一桌才800元。” 其它行业，变化也在悄然发生。“过去一个珠宝柜台，一年开发票业务300多万，去年只有30万。”一名商界人士说。 对山西经济影响更直接的是煤炭。在产煤大市吕梁，市委书记高卫东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多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后，“吕梁有名的企业家，相当部分涉案被抓”。根据公开资料，这些企业家中多人是煤炭企业老板。 煤炭市场整体也不景气。7月28日，《山西日报》报道称：上半年山西省煤炭行业亏损超过40亿元，连续12个月全行业亏损，仅上半年亏损40.6亿元，利润同比减少60.7亿元。南方周末记者获知，有些煤矿已经拖欠工人半年工资了。 一些人把山西经济下滑和反腐联系在一起。不过王儒林总结认为，反腐并不影响经济建设，山西经济发展压力大的最根本原因是一煤独大、轻重工业比重严重失衡的结构问题。 经济下行，也与部分官员的不作为有关。7月28日，《山西日报》刊文指出：“不想为、不敢为、不会为”等为官不为的现象在山西较为突出，任何不作为慢作为都是消极、腐败的表现。 “过去，有些干部是想当大官、干大事，当更大的官。我不想当大官，也不想干大事，只想安稳。”山西一名厅级官员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山西数次采访中，南方周末记者发现这种心态在山西官员中较为普遍。 高层官员频频“不打招呼” 山西高层官员无疑清楚地方官员的心态，在强力治吏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手段，督促激励基层官员恢复工作热情。 在省会太原，山西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吴政隆正在倡导一种用人观，“比如洗碗，洗碗干活的人当然容易摔碎碗，站在一边的不干活，自然不会打碎碗。” 吴政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在各种会上都强调，对于工作中出错的干部，我们要分清他是谋私还是为公。我们不能重用不干活的人，而一味批评那些干活出错的人。” 吴政隆的这种用人导向，在基层官场开始发挥作用。他介绍，过去基层官员们把城中村当做一块骨头，都绕着走，怕惹麻烦担责任。新的用人导向下，城中村改造成为考察干部的考场，官员们表现得积极起来。 从上到下，山西官员为发展而焦灼。8月21日，某地市委书记一句话，在一些地方官员微信中流传：“你要招商引资，连瓶汾酒都不给人家喝，怎么能体现出热情好客？我们要大胆去工作，去开拓，只要别装错兜、别上错床就行！” 太原基层干部的工作，也进入了省委书记王儒林的视线。8月16日，王儒林在会见媒体记者时特别提到，在太原城中村改造中，“干部们积极作为，晚间都是工作到十一二点，有的到凌晨四点，好几位累病了、住院了。” 王儒林在太原城中村的视察，让新任太原市委书记吴政隆直观了解到这位省委书记的工作风格。 在视察中看完上述城中村后，王儒林上车前突然又提出到附近一个城中村看看。结果当地村干部毫无准备，拿不出财务账本，村务公开栏上贴满乱七八糟的广告，撕下广告，栏上一片空白。 王儒林视察后，改造城中村成为吴政隆太原施政的第一个重点。按太原官方估计，太原城中村改造总投资将达到5400亿，对太原经济发展将起到巨大拉动作用。 无独有偶，2015年8月5日，山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黄晓薇突然现身太原市的一个城中村，了解太原市治理基层腐败、查办“城中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后的效果和新问题。之后山西省委组织部长盛茂林同样直接到太原“城中村”调研。 “他们都没有跟我打招呼，突然去了，市里区里都不知情。”吴政隆说。 在吴政隆看来，省委常委们不打招呼深入一线的工作方式更有利于工作。在各种监督之下，太原成为山西经济低迷中的亮点，上半年太原GDP增速达8.5%，远高于山西全省的2.7%。太原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开始后，陆续有媒体将其当作先进典型进行大篇幅报道。 不过，面对山西全省的经济状况，王儒林压力依旧很大。晋中市市委书记张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儒林在晋中几次调研中，除了吃饭外，一天都站着、走着，问得很细很深入，“他是带着问题找规律，思考有没有推广价值”。 晋中市一名多次给王儒林准备过材料的市委副秘书长说，“过去省委书记调研要求材料越简单越好，但王书记来调研前要求提前准备很多材料给他。”张璞说，“我问他秘书，要那么多材料他会看吗？秘书说，看，都会仔细看。” 8月16日，在和海外华文媒体的一次交流中，王儒林说起他的工作状况，“最近这几天，我每天离开办公室都是晚上九点以后。” (此文不代表本网站观点，仅代表作者言论，由此文引发的各种争议，本网站声明免责,也不承担连带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