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安徽政法舆情”报告：皖北成负面舆情聚集地

编者按：网络舆情是社会现实和公民情绪的温度计，忠实反映了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复杂图景。即将过去的2015年，安徽舆论热点事件复杂多变，或振奋、或悲恸、或荒诞、或反转，犹如一个个坐标，折射出安徽发展脉络中的欢笑或阵痛。

总结过去一年安徽境内发生的重大舆情事件，观察安徽舆情动向，总结政府危机管理、媒体关系的得失，在问责制年代为各级领导干部提供应对参考。从本期起，本刊将连续刊发《回顾2015：盘点安徽舆情热点系列报告》，第一篇为政法系统舆情篇。

通过梳理2015年安徽政法舆情事件发现，相关舆情主要集中在司法体制改革、恶性案件、公安执法、违纪违法、纠正冤假错案及后续处置等方面。

分析发现，2015年安徽政法系统舆情呈现正面舆情与负面舆情相互交织，正面舆情关注度高、影响大，区域性、基层负面舆情频发，舆情总体压力较大等特点。

2015年安徽政法系统十大舆情事件

司法体制改革赢赞誉

从舆情影响来看，作为全国先行先试的试点之一，随着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2015年以来安徽司法体制改革具体措施赢得了舆论的广泛赞誉，提升了舆论共识度。

其中，“安徽高院登报致歉”一事关注度最高，引发全国媒体热议。9月7日，安徽高院在《亳州晚报》上刊登一则公告，向“亳州兴邦公司集资诈骗案”中，曾被判有罪的邱某等19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党的十八以来，“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各界共识。同时，在没有出现“亡者归来”、“真凶落网”等离奇情节下，没有出现大规模舆论压力的情况下，各级法院主动纠错、登报道歉，十分难得。

因此，舆论普遍认为，作为《国家赔偿法》实施近3年来首例法院登报道歉的案例具有标杆意义，树立了司法的权威与公信力。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都形成了较高共识度。

此外，围绕安徽司法体制改革，“安徽政法系统领导干部系列访谈”、“安徽省高院出台错案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等均成为本年度舆论焦点。

舆论认为，这些舆情事件体现了安徽政法系统促进司法公平、公正、公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

纠正冤假错案后，追责呼声高涨

相比正面舆情，2015年，涉及安徽政法系统的负面舆情数量较多、覆盖面较广、影响较大。综合来看，这些负面舆情主要集中在几起冤假错案的后续处置，以及具体案件和违纪违法等方面。

党的十八以来，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引发舆论高度关注。不过，在纠正冤假错案的同时，各地司法机关在“知错能改”的呼声中，也备受质疑。

比如，蚌埠“于英生案”不仅影响大，而且延宕时间长，舆论关注节点此起彼伏，公众对出现冤假错案的原因质疑不断，“问责”责任人的呼声高涨。

从2013年8月13日，于英生被公开宣告无罪，到当年11月27日真凶被抓获，再到今年1月真凶受审，几乎每一个环节，都会引发舆论聚焦。在今年安徽省“两会”和全国“两会”中，安徽省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均表态将对该案进行责任倒查，并承诺向社会公开。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于英生案”的追责结果至今尚未公开。这导致舆论对司法机关公信力产生怀疑，也为下一轮媒体质疑埋下导火索。

此外，“淮南男子被错关4年获赔3.7万元15年未拿到”事件、“阜阳五青年杀人案再审被判无罪”案件、“霍邱男子承认杀人三个月后‘死者’复活”案、“亳州兴邦案中19人被判无罪”等案件不断被媒体曝出。公众对官方主动纠错叫好同时，也对司法不公、刑讯逼供、追责迟缓表达了不满。

违纪违法成为负面舆情“引爆点”

纵观2015年安徽政法舆情事件，一些政法系统干部违纪违法行为往往成为负面舆情的“引爆点”。

如“萧县煤炭管理局原副局长被宣判后看守所自杀”、“宣城中院院长到合肥受贿 被酒店监控拍下”、“阜阳一女法官‘身兼多职’‘ 自审自记’被处分”等，都让司法机关不断陷入舆论漩涡，引发舆论一次又一次质疑。

在“萧县煤炭管理局原副局长被宣判后看守所自杀”一事中，信息多由安徽省检察院发布，进行了议程设置。不过，由于事件离奇，且该起事件是由民警玩忽职守引发，最终引爆舆论场。此后，相关民警被立案调查、宣判时，舆论均给予了巨大关注。

此外，由于基层公安、法院等政法机关与群众打交道较多，联系密切。一旦因政法机关单位或个人发生违法违规行为，将直接影响群众对司法机关的观感。

此外，一些全国性舆情热点事件也牵涉到安徽政法系统。比如，释永信是否持有双重户籍一事，最终迫使颍上县警方介入调查。

皖北地区负面舆情高发 “被动涉舆”成常态

从地域划分来看，通过对68起安徽政法舆情分析发现，中心城市和皖北地区成为安徽省政法系统负面舆情的高发地，舆情压力较大。其中，合肥、蚌埠、宿州、阜阳成为全省政法舆情的高发区域，负面涉法舆情高烧不退。

如“蚌埠怀远交警报复殴打协警”事件引爆舆论后，“豪车高速逼停大客车”事件，再次引发公众对怀远警方“选择性执法”的质疑。

从引发舆情爆发的原因来看，有些是个别政法干部违纪违法，有些是相关单位工作不到位引发；有些负面舆情则是被动卷入，政法机关并非首要舆情事件主体，但以负面形象呈现，仍对政法机关公信力造成冲击。

如“淮南大学生扶老人案”、“芜湖老人躺马路维权、被车撞伤车主担责”等事件，虽然警方并非舆情事件主体，但由于职责关系，必须介入调查处理。一旦处理结果与公众预期不符或引发争议，公众就会对警方予以质疑，影响到政法机关的形象和公信力。

舆情事件多能回应 舆情素养亟待提升

梳理安徽政法舆情事件可以发现，包括一些恶性案件在内，大部分舆情涉事单位都会采取相关措施来及时应对。无回应的现象大幅减少。但从舆情处置效果来看，部分负面舆情处置效果并不好。

综观涉及安徽政法的舆情热点事件可以看出，不少政法系统领导对舆情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基层政法干部舆情素养缺失，一些单位在舆情预警、监测等方面仍存在缺失和漏洞。

在这些负面舆情案例中，有些问题已形成全国热点，但涉事单位依然没有察觉；有些舆情热点事件，涉事单位根本不予回应；而有些政法干部在与媒体或当事人沟通时，要么如临大敌、要么遮遮掩掩、要么因一些“雷言雷语”加速舆情热点攀升。

一些本可以通过事前预警、事中沟通、事后回应等方式进行处置的舆情热点事件，最终却被媒体轮番聚焦、质疑，发展成为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热点舆情，殃及了安徽政法系统整体形象，损害了官方公信力。

因此，构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舆情应对体系，提高相关政法系统领导对舆情的重视程度，加强舆情预警与监测水平，提升基层政法干部的舆情素养势在必行。

舆情处置尚需提高主动性和实效性

舆情处置“习惯性”被动回应，未能占据舆论主流通道，处置应对舆情尚需提升主动性和实效性。分析发现，大部分安徽政法负面舆情涉事主体都能对舆论关切予以回应。不过，不少回应是在网友爆料、媒体报道之后的被动行为，基本未能做到第一时间主动回应，占据舆论主流通报，进行议程设置。

面对舆情危机，涉事主体遵循第一时间、公开透明、坦诚沟通、口径一致、快速公布事实、持续公布结果等原则，能够有效回应网友质疑、舆论关切。

加大基层作风建设，减少舆情发生

加大对基层不正之风、违纪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加强基层政法干部的作风建设，获取公众支持。在政法系统，数百次正面报道，不敌一例执法不公的案例；诸多服务群众的正面事迹，抵不过对百姓的一次伤害。正是由于基层政法干部违规违纪、基层单位工作不到位等情况出现，使得基层负面舆情频发。

“网下实情决定网上舆情”。只有将网下的工作做好，才能让网上刮起清风；只有不断加强基层的作风建设和纪律监督，规范执法程序，严格文明执法，一些与基层群众利益相关的负面舆情事件才会逐渐减少，受损的形象与公信力才会逐渐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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