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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贤良出了一本书，书名叫《舆论引导艺术：领导干部如何面对媒体》，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不少读者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关注。这本书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使得大家特别地注意它，我们为此专门采访了作者本人。 记者：您的《舆论引导艺术：领导干部如何面对媒体》一书出版后，引起不小的关注，您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与您曾做过多年新华社记者而现在又担任宣传部官员的经历有关吗？ 任贤良：我觉得，最主要的，可能是因为这本书、或者说这个课题，贴近了时代的需求。 我在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和党政工作过程中，对如何面对媒体、正确引导舆论，有着切身的体会。 我发现，近年来，全国发生的多起恶性事件，都与有关部门和干部不能正确面对媒体、不能充分运用媒体、不能有效引导舆论，有着直接的关系。 所以，从2006年开始，我就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致力于普及新闻知识，并结合处理一些现实中的新闻热点问题，向干部讲授如何面对媒体，开始是在省级机关一些部门和行业讲，后来各市县也要求去讲。省委书记赵乐际同志作出批示，专门安排我在省委中心组集体学习时进行专题宣讲，并提出要作为领导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 2009年3月下旬，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同志，还请我到山西去进行了宣讲交流。省委书记张宝顺、省长王君，以及省上170多个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了报告会。同时，各市、县也组织有关干部在分会场进行了收看。 由于贴近现实亟需，专题宣讲受到了党政干部的广泛好评。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等门户网站，以及许多新闻媒体，都对辅导报告会进行了充分报道。 2009年4月，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也知道了这件事，并在我的宣讲文稿上做了重要批示。2009年第9期求是杂志红旗文稿，在头篇位置，用8个页面进行了全文刊登。5月14日，人民网、新华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新闻门户网站，还有100多家其他网站，都在显著位置，进行了全文转载。 接着，新华出版社又让我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一本书，以满足现实需要。于是，才有了《舆论引导艺术：领导干部如何面对媒体》这本书。 这本书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发行后，供不应求。现在，新华出版社又进行了第二次印刷，目前也已售罄。这本书之所以引起社会一定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能不说与我作为记者出身的官员不无关系，也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一方面，我曾在新华社长期从事过新闻采编工作，连任两届中国记协副主席。应当说还是比较了解媒体、了解记者的心理和需求。另一方面，我又担任过西安市委副书记、长期任陕西省委宣传部分管新闻宣传和网络工作的副部长，同时兼任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局长，长期从事党政领导工作。所以，相对没有这种任职经历的记者，我也许更加了解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更了解各级领导干部的所思、所想、所为、所欲。也就是说，我的这种经历，就相对能兼顾到媒体记者和党政干部两个方面，也就比较客观公正。 另外，我写这本书时，坚持实事求是，不回避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不讲空泛的官话、套说，不进行空洞的说教，本着科学精神和认真的态度，从现实中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入手，通过对典型、真实案例进行辨析，试图从中探索成功的经验、总结失误的教训。这一点，可能正好弹在了现实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上，因此就比较好地引起了社会的共鸣。 记者：您那么集中、那么详细地用一本书的篇幅，来谈领导干部如何面对媒体的问题，是不是觉得，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 任贤良：是的。如何面对媒体，是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在新形势下，如果不能够善待、善用、善管媒体，很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方面的教训很多，比如，水门事件，直接导致了尼克松政府下台；前苏共的垮台，也与新闻舆论直接相关。 近年来，除突发事件外，我常常感到最不安、最焦虑的问题，就是我书中说的新闻舆论事件。发生突发事件，损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新闻舆论事件，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这两类事件都要竭力避免。 近年来，一些突发事件发生后，由于处置不当，直接引发了新闻舆论事件，造成了一些潜在的、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南京彭宇案，这个普通民事案件引发的新闻舆论事件，客观上产生了损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恶果。有时，我们劳神费力几十年，千辛万苦树立的新风尚，可能会因为一起新闻舆论事件，而受到严重的损害。再比如，个别地方把上访群众作为敌对势力处理。湖北“打错门”等事件引发的新闻舆论事件，客观上，严重损害了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 所以，我感到，领导干部如何面对媒体，不单单是一个专业性问题和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事关重大、影响全局的问题，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也不单单是执政党和各级领导干部的面临问题，也是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共同面临的普遍性问题。 记者：您在书中头两章，揭示了新闻媒体发展的趋势，指出了新形势下多元开放的舆论监督格局与计划经济时期舆论一律的显著区别。由此，在对新闻媒体的管理上，您提出像“流动、交流、融合”，“松动、开放、自由”，“全面、灵活、突破”等一些很积极的理念，您是不是认为这样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的领导干部只有顺应这个潮流、这个趋势，才能真正引导舆论？ 任贤良：是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近年来，随着形势的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传播手段日新月异，颠覆了传统新闻传播规律，打破了传统新闻传播格局，突破了传统新闻传播的时空，刷新了传统新闻传播的观念。共产党人，必须顺时应势，与时俱进。对待媒体和舆论，也是一样。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开放前，我们是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单一的媒体结构和单调的舆论氛围。党委和政府一声令下，完全可以做到“舆论一律”。 而目前，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以，我们面临的媒体和舆论也必然是多元的、是混合的，变化很大。媒体不再是单一的党报党台，增加了大量发行量很大的都市类报刊、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和境外媒体等。所以，我们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完全依靠行政手段“一刀切”地管住所有媒体，更不要说管好所有媒体。 时代在发展，情况在变化，新闻管理以疏为主，是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实事求是地讲，你就是想堵，也堵不住了。目前，新闻报道的时间界限、空间界限、属性界限等，都被打破了，对于一些新闻资源和新闻事件，根本无法封堵。堵得住地方媒体，堵不住中央媒体；堵得住国内媒体，堵不住境外媒体；堵得住传统媒体，堵不住新兴媒体。 还有，新闻媒体和记者本身固有的特点就是求新、求异，你越是堵，他兴趣越高；你越想掩盖，他越是盯住不放。你不通过正当途径提供新闻信息，他就会从旁门左道挖掘小道消息，甚至凭空猜测，主观臆断。所以，有时权威部门如果封堵消息、不及时主动地向媒体发布新闻，很可能会使事态急剧恶化，甚至造成无法收拾的局面。 你上边问到的我书中的一些观点，是客观存在事实，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新闻规律，我们必须要正视。流动、开放、交流等，是新闻十分显著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认识和运用新闻的。比如，许多科技知识通过新闻传播，推动了社会进步。当初，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依靠的是新闻媒体。当年，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真诚善待斯诺等新闻记者，很好地运用新闻传播，展示我党，宣传革命，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向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党也是新闻传播的受益者。还有，日寇的南京大屠杀暴行，也是通过跨国新闻传播曝光的，激起了国际社会爱好和平人们愤慨，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形成，等等，有这方面的优良传统，现在是进一步弘扬。 (此文不代表本网站观点，仅代表作者言论，由此文引发的各种争议，本网站声明免责,也不承担连带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