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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骏飞|文 紫金传媒智库副主任、南京大学教授 天津港爆炸事件所提出的传播学诘问是：这一次，舆论危机为何如此深重？这场业已来到的舆论危机，其杀伤力比之爆炸本身，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我们不能谦恭诚恳地反思，不能从舆论处置失当中吸取教训，当下一场灾害事件出现时，一定还会有下一次舆论危机。 反思一：灾难传播的原则是什么？ 不管是新闻、宣传、政府公关，其基石都是“公开性”。在危机面前，公开性是公信力之父，而公信力，则是人心变乱中一切号召力的来源。 SARS时期的舆论管制，严重违反了公开性原则，结果天灾转为了人祸，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彻底演变成为社会动乱，贻害国家、影响国际。新闻界、学术界从一开始就对此提出警示，但无力劝阻。（参见社会危机爆发之初的一篇谈话《流言止于公开》，附录） 后来，2003年4月20日，卫生部举行新闻发布会，首次披露北京SARS疫情真实数据，几乎是在瞬间，SARS作为社会危机戛然而止——信息公开与否，是在灾难中治乱的关键，这一点已很清楚。 SARS五年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在理论上，“公开”成为常态——虽然对信息公开的履行并不完美。 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们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公开时刻——汶川地震的传播学遗产》，全面分析过新闻公开性的演进。 SARS十年后，《求是》刊发国家领导人的文章，自豪地回顾起十年前：“非典之前的疫情，各地想办法捂着、堵着，信息被严格管制。那年4月20日之后，政府和媒体放开了。” 从逻辑上说，今天，公开性已经不算是知识，而是常识。 但是，到了天津港爆炸这一次，在事件的最初几天，有关部门再次忘记了公开性（尤其是天津），结果，这种不应有的人祸，再次点燃了场外议题，在人心民意中引发了全国、乃至全球舆论上的次生性灾难。 爆炸的现场犹可清理，受伤的家庭犹可抚慰，可是由悖逆民意导致的公众对国家权力的涂鸦、由舆论灾难导致的对国家形象的伤害，谁能只手弥补？ 教科书般的“败事有余”：这是地方和部门“相关领导”阶层又一次公然抗拒公开性原则的错误实例。 反思二：如何应对谣言？ 谣言本不必有，不公开的事情多了，世上也就有了谣言。周晓虹在《传播的畸变》一文中定义说：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说，流言（gossip）和谣言（rumor）都是社会大众中传播的未被确证的信息。 美国学者对战时谣言的分析，指出了形成谣言的两个条件——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并且，大部分谣言都是集体创作。 有一些所谓谣言，日后不断被证明只是不被认可的真相披露，问题是，这样的事例太多。于是辟谣成为需要举证自清的一方，而与此同时，网络流言的交流则成为了信息短缺的社会唯一的选择。 因此，学者Rasnow也曾指出：谣言是一种公共的信息交流，它反映了个人对于某一社会现象的假说。 我为SARS中的网络流言现象作出过如下分析： “从理论上来说，作为一个‘平权化的媒介平台’，……它无非是给无权无势、一时缺乏消息来源的大众一种信息传通的基础平台：从开始时期对消息封锁的打破到后来的添油加醋，从描述事实到盲目议论，从透视真相到风传谣言，诸如此类。” 还有一类谣言，被证实确是谎言。但社会却似乎并不认为这些谣言就毫无意义：人们一般向当局或是媒介吁请真相，把证实的责任交付给它们，但谣言却打击了这一过程，为此，胡泳把谣言理解为一种“社会抗议”。 我一直认为，面对谣言，最有效的措施就是：（1）呼应大众对于危机事件关键要素的重要性认定（如网民所言，该递上真相时，别忙于递纸巾），（2）提供正当、清晰、全面、权威的信息以覆盖谣言，与此同时，（3）在探索真相、寻求解决方案方面与社会公众保持密切互动，（4）并在深化议题方面提升国家与社会对话的品质。 如何应对谣言？这就是答案。 至于删帖、封号之类，用来制止有意图的违法行为时，是有效的；可是，用于一般社会公众心理则不行，因为：举凡一切好奇、恐慌、抗议，或可被抵消，无法被删除。
反思三：如何面对新闻界？ 新闻界的本质，并不是一个自足的本体，而是沟通国家与社会民意的中介体。除了履行媒介-信道的职责，新闻界并没有多少自己的利益，也没有显在的企图心。 因此，好的治理者看待新闻界是中性的，更好的治理者看待新闻界是良性的。 灾难发生后，新闻界闻风而来，原因只有一个：受众的惊恐需要信息与意见来抚平。而这一点，也正是政府的意图所在，不是吗？ 因此，以下技术性问题是不言自明的： 1、所有记者均有权报道吗？是的，而且应该迅速建立临时新闻中心，以统筹服务林林总总的新闻媒体。 2、对不同的新闻媒体可以区别对待吗？可以，但应以不妨碍泛在的新闻报道权为前提。 3、外国新闻记者有权报道吗？是的，如果他们确实是记者。 4、新闻记者、外国记者也会信谣、传谣吗？是的，如果他们得不到态度诚实的信息发布，那么新闻界就会转而报道所谓“未经证实的”道听途说；抛开新闻伦理的纠葛不谈，那种对“未经证实的信息”的关注，其目的大多仍是要敦促权威信息的发布。 1843 年，马克思在《莱茵报》从事新闻工作时期，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写道：“要是个别的人，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居民成了某种异常可怕的灾难的牺牲品，而又没有人谈论这种灾难，没有人把这种灾难看做一种值得分析和讨论的对象，那么，受难的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不是别人无权谈论这个问题，那就是别人认为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因而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 25年前，习近平同志则在一篇名为《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的文章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 只有尊重新闻，才能用好新闻。只有尊重媒介，才能用好媒介。只有建设一个有公信力的、受人尊重的中国新闻界，才能够经常做到“帮忙不添乱”、避免“帮不了忙只添乱”，让新闻真正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反思四：政府如何发布新闻、危机公关？ 天津港爆炸事件，八次新闻发布会，五次效果不佳。一些发布会的荒诞场景，甚至成为引爆民间舆论的新导火索，这是很不应该的。这里，不具体评述当事人和具体议题，但是围绕着新闻发布现状和政府危机公关，有几个重要的观念和认识需要调整： 1、新闻发布会，应该是有准备的新闻发布，不是仓促上阵、手足无措的见面会。这种有准备，不是限指事实、数据，而是洞悉新闻价值的议题准备、以及直面这些议题的心理准备。新闻发布会不能自说自话，不能一问三不知，不能搪塞推诿。 2、新闻发布会，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新闻发布。（1）对于已经收集到的事实数据，应该发布；（2）对于不断确认中的事实数据，应该做动态的发布；（3）对于未来才能确认的事实数据，应该对发布本身作预告性的发布；（4）对于确定无法发布的事实数据，应发布歉意和承诺。（5）各类事实、数据，可以与新闻界相支持，可以与公众信息相印证，以最终形成政府发布的权威度。此之谓“正心诚意”。 3、重大危机应对的原则之一，是让首席长官出场；危机公关传播，也是如此。天津港爆炸事件，前几次发布会上，屡见主官、责任官员缺席或失语，这是政府公关的大忌。 4、新闻发言人应该是受组织委派的、受过系统新闻及公关训练的专业人员，而非是一个官员级别的象征。很难想象，一个业余人士能够理解专业记者所需，并且作专业化的应对。关于新闻发言人去行政化这一点，我在很多场合提过建言。此外，新闻发言活动应该是一个基于“轮式沟通”的团队工作系统，而非一盘散沙，各自说话。 从学术的角度说，危机事件中，新闻热点的来源大多涉及以下方面：1、威胁群体利益；2、侵犯基本价值；3、唤醒刻板成见。 很遗憾，这三者，正是爆炸过后，新闻热点仍然层出不穷的原因。
反思五：如何网络执政？ 毋庸讳言，每次伴随着灾难事件的发生，会有敌对势力试图借网络舆论造势，也会有些人罔顾法律责任，在网上妄语胡言。 但是，在灾难面前，网络舆论的问题主体，还是不明流言纷飞、舆论监督日盛、民间议政杂出。这些挑战，本质上还是法治框架内的现实治理问题。 例如，在所谓“官官相护”的网络流言纷飞之际，相关部门没有站出来以行动来辟谣、也没有发布信息来披露政府的调查行动，直到李克强总理16日下午赶赴天津，亲自说出“要彻查追责、公布所有调查结果，给死难者家属一个交代，给天津市民一个交代，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给历史一个交代。”这句清晰的承诺，给公众带来了最初的安慰，也遏制了流言的进一步生发。 更好的辟谣来自《天津日报》直到18日才以“快讯”发布的旧闻：瑞海公司董事长于学伟、副董事长董社轩等10人在13日上午已被控制。 两者相互印证，网上关于官官相护的议论方见平复。 但是，无疑，要一劳永逸地扭转这一“负面舆情”，只能靠国家来兑现总理“彻查追责”的诺言，而非简单地对网民作“不要被各种负面猜想牵着鼻子走”的告诫。 我们要记住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孤立存在的网络执政：1、网络空间里的舆论焦点，究其本质，只是现实治理矛盾的延伸；2、所谓网络政治，只是现实政治的镜像；3、网络执政的实现，只能落实于现实执政的改革。 简言之，没有痛下决心的吏治改革，没有不断趋善的治理创新，就不会有网络舆论的大治。 这个道理如同：对着镜子，我们可以正衣冠；但衣冠不整时，我们不必去正镜子。 2015年8月19日 (此文不代表本网站观点，仅代表作者言论，由此文引发的各种争议，本网站声明免责,也不承担连带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