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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营里的新生儿 取名“默克尔”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探营德国难民安置点：井井有条的“小区”中，老人安心休息，孩子开起画展 顾乡 在柏林中央火车站附近的一片树林中，耸立着一顶巨大的银白色露天帐篷，将半个运动场罩得严严实实。 从大帐篷的入口进去，可以发现一个井井有条的“社区”：有稍通英语的青年男子坐在休息区聊天，有大眼睛的小女孩骑着单脚滑板车四处玩耍，有疲倦的长者躺在寝室的床上休息，有送面包和酸奶的工作人员穿梭于内。 就在这个大帐篷里，许多难民度过了自己到达柏林后的前几天，完成登记手续后，他们又将前往下一站。负责这个难民安置点的，是有着长期社会救助经验的教会组织stadtmission。在《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上周探访时，stadtmission负责人伦茨（JoachimLenz）正陪同土耳其外交官考察难民营。 外交官想了解难民营中的文化融合问题，记者关注的是难民带来的社会问题，对于许多非德国人而言，这是理所当然的视角。但在德国目前的舆论环境下，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几乎每个接受记者采访的德国人都认为，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帮助难民。 “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明确获得了欧洲移民问题的领袖地位。”欧洲政策中心（EuropeanPolicyCentre）移民问题专家帕斯古沃（YvesPascouau）认为，“她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德国民意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帮助难民，尤其是帮助那些来自内战国家的难民，比如叙利亚。” 许多人想知道的是，德国人为何决定在难民危机中承担领袖地位？他们有没有考虑到可能的后果？这背后又反映出哪些政治和社会局势的变化？带着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近期走访了多个德国的难民安置点，并与最前沿的德国民众直接交流，看看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场难民危机中的“德国梦”。 德国民众的真实声音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一个难民安置点竟能如此井井有条。不仅难民之间以礼相待，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神情也很轻松。 在“居民区”的一面墙壁上，贴满了难民孩子们的画作：有的画着爸爸妈妈，有的画着祖国，还有的画着太阳、青草和大地。《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此前在探访汉堡的难民安置点时，也曾看到难民孩子的“集体画展”，主要表现的也是爸爸妈妈、蓝天大地，以及朦胧的故乡。 当一个名叫库尔迪的3岁叙利亚男孩在大海中溺亡，最后被冲上土耳其海滩的照片本月出现在德国各大媒体上时，这个国家中的很多人，受到了深深的触动。这场难民危机，由此迎来了剧烈的转折。 “这是事态发展的转折点。”一位常驻柏林的自由撰稿人告诉本报记者，许多德国人突然意识到，自己身处一个毫无战乱的“快乐之岛”是多么幸运，因此有责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 在已有2000名难民涌入的黑森州小城达姆施塔特，当地人上周刚为难民举办了一场欢迎派对。在城市广场上，人们准备好食物和饮料，带上了各类捐献出来的生活用品，并为难民的孩子们准备了跳床等玩具。一位本地大叔表示：“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我们要说欢迎，告诉他们‘你们安全了’！” 即便是处在难民危机最前沿的慕尼黑，尽管当地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忧虑，但他们都认为帮助难民是第一位的。 一名慕尼黑的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当德国人看到那些关于叙利亚的沉重报道后，立刻觉得有义务帮助难民。另一位司机说，他很担心难民未来的工作问题，语言是最大的障碍，但首先必须要帮助他们。 “帮助难民是我们的责任。”35岁的朱利安（HannesJulian）说。和许多德国人一样，他和妻子正在清点衣服和被子，并打算收集4岁女儿看过的书籍，把这些都捐给难民。 9月以来，已有近10万难民进入德国。在德国各大媒体上，帮助难民都是最主要的话题。即便近期有个别难民制造了犯罪事件，也没有改变德国的主流民意。 比如伦茨对这些事件的看法是，难民也是人，总有一些人会犯错误，但不能因噎废食，无视这场人道主义灾难。 有观察人士表示，相反倒是一些德国以外的舆论，抱着“看笑话”的心态，不断渲染难民带给德国社会的冲击。 上周以来，德国政府暂时恢复边境控制，一方面为了限制涌向德国的人数，另一方面为了使难民申请流程更为有序。但在许多其他国家的新闻报道中，标题都被写成了“边境关闭”。默克尔政府甚至发现，欧盟内外不时传出有关德国“自讨苦吃”的声音。 面对各式各样的指责，一贯喜怒不形于色的默克尔上周终于发飙：“如果我们需要为在紧急情况下表现得友好而道歉，德国就不是我的祖国。” 德国人的“感同身受” 那么，德国人为何会在危机中如此表现？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正是人道主义的考虑。 旅居德国多年的南海芬（HaifenNan）表示，无论之后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难题，但在普通德国人的第一反应中，救人肯定是第一选择，其他代价都是可以承受的。 当那名小男孩的遗体出现在各大媒体上时，德国舆论开始出现一面倒的“帮助难民”的呼声。作为对民意的反应，默克尔政府积极做出了拥抱难民的姿态。 帕斯古沃分析称，相比其他欧盟国家，德国民意对难民的态度更为积极，右翼势力的话语权又相对有限，因此能够形成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共识。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德国人更容易对难民“感同身受”。 二战结束后，超过1000万德国人被苏军逐出原东普鲁士地区。他们从康德和叔本华的故乡，向西流浪到“陌生的祖国”。 “一大部分德国人在二战之后，也是难民。”博世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纪韶融（OliverRadtke）对本报记者表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又接受了其他国家的移民，差不多有120万人，他们被称为外来工人（guestworker）。” 这些来自土耳其、葡萄牙、希腊等国的外来工人，弥补了德国因战争导致的劳动力缺乏问题，为西德经济起飞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统一的德国又在上世纪90年代接纳了许多前南斯拉夫地区的难民。 纪韶融认为，正是因为德国社会拥有对难民身份的“集体记忆”，才促使人们更容易接纳难民。 第三个原因，则是德国人普遍认为自己有能力、有条件帮助难民。 “德国是欧盟内最富裕的国家。”纪韶融对记者表示，“富裕带来责任，这个责任，德国政府和国民很愿意承担。” “德国是欧盟内最强大的经济体，世界都在关注德国如何应对移民危机。”帕斯古沃说。还有媒体观察人士对记者表示，德国拥有良好的社会福利体系、完善的难民接收程序和丰富的难民接收经验，如果德国不做出表率，欧盟将止步不前。 “同时，德国又面临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大难题。”帕斯古沃认为，“接纳移民理论上将缓解这一难题。” 欧洲领袖地位的试金石 原属东德的图林根州埃尔福特市，如今每周都要迎来300个移民。 这是一座仿佛凝固在中世纪的童话般小镇，无数的教堂尖顶，诉说着这里曾是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修行之地的历史。 如今，大量穆斯林移民的到来，引发了一些当地人对于文化冲突的担忧。更有甚者，原东德地区这些年来出现了一批新纳粹分子，他们以爱国主义为名，行排外、反移民、反欧洲一体化之实，最近还操纵了几起针对移民的纵火案。 “新纳粹主要来自原东德（地区），有些地区经济情况比较差，年轻人下岗率非常高，此外煤矿产业转型后的鲁尔区（德国曾经的工业重镇）也有类似的问题。新纳粹的某些口号迎合了他们的心理。”纪韶融说，“但99%以上的德国人，都对这些新纳粹的行为表示反对。” 当一批新纳粹分子本月前往汉堡游行时，民众与警察将他们堵在了火车站。见没法出站后，他们只好坐上火车去另一个地方。 许多德国学者告诉记者，这仍是一个有着历史负罪感的国家，在二战后的很长时间里，德国人都以身为德国人为耻，教科书里不厌其烦地数落着自己的罪行。 “多年来，德国人绝不愿意在公开场合挥舞国旗，也不愿意谈及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纪韶融说，直到2006年德国世界杯时，当人们看到德国国旗漫天飞扬，纷纷为主场作战的德国队助威，外国人的口中也不时冒出“你们德国很不错”的字眼，才让德国人终于不用忌讳大声谈及自己的国家。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评论道，70年了，德国人一直在为过去的罪行赎罪，渴望一个正面的形象。55岁的美籍德国人卡斯特罗（AbelCastro）告诉记者，德国社会对难民的态度，可能还与对二战的负罪感有关，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已经没有必要了。 随着经济实力的一枝独秀，以及在欧元危机中日益凸显的领导力，柏林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欧洲的中心。但在二战后的很长时间里，德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一直很小，正如帕斯古沃所言：“如今我们的总理敢对别人说非常强硬的话，这也许是一种我们不太习惯的情况。” 事实上，尽管已被全世界视作欧盟领袖，但德国人仍纠结于历史和现实之间，对领袖地位有所迟疑。但此次难民危机，可能为德国的全方位“转正”提供了一次良机：因为这一次，德国展示的不是经济的力量，而是道德的力量。 德国时政观察家美瑞茨（AnnettMeiritz）在一篇名为《德国是如何成为欧洲道德领袖的》一文中称，德国已经决定承担难民危机中的领袖职责，希望为其他国家树立道德榜样，并施压欧盟其他国家接受难民配额。她甚至把德国的努力，与试图修复希腊危机后千疮百孔的欧盟联系了起来。 在埃尔福特市，更多的当地人都选择了同情移民的立场，不理会文化冲突的说法。在本报记者探访的柏林难民安置点中，基督教和犹太教的音乐会，已成为最受穆斯林移民欢迎的节目之一。在下萨克森州的一处难民安置点，欧菲莉娅·阿德（OphelyaAde）刚刚生下了一个女儿，并把她起名为安吉拉·默克尔·阿德（AngelaMerkelAde）。 纪韶融说，德国早就已经成为了领袖国家，只是德国人自己还没习惯过来。 (此文不代表本网站观点，仅代表作者言论，由此文引发的各种争议，本网站声明免责,也不承担连带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