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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各地持续高温，出门在烈日下等半天打不到车的滋味真不好受，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手机软件预约打车。不过，炎热的夏季是出租车使用高峰，有时急用车要加价才能抢到，由此所引发的打车软件加价打车现象也非常严重。 近期，北京市交通部门出台《北京市出租汽车手机电召服务管理实施细则》（下称《细则》），将原先各自为战的“手机打车”软件全部纳入北京市统一电召平台管理，并对加价进行统一。此举引发社会热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益派咨询公司，对2150名在京居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0.0%的受访者赞成打车软件纳入统一电召平台，20.7%的受访者表示反对，19.2%受访者认为“不好说”。 对于打车软件被“招安”各方看法不一 各方如何看待此番打车软件被“招安”？ 北京市民王先生认为，现在打车软件太多太乱，如果能统一成一个平台，出租车就在一个平台里调度，这样叫车成功率应该大一些。同为北京市民的许小姐则表示，原来用的那款打车软件挺好使的，觉得没必要统一纳入一个平台。 北创出租车公司的赵师傅告诉记者，最近同行都在讨论这个事，大家也没说这事好还是坏，感觉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作为打车软件公司的代表，“快的打车”创始人、杭州泛城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伟星对于打车软件纳入统一平台一事曾表示，通过租车调度中心的车载系统覆盖非智能手机的司机，将会是一个极大的增量。“打车小秘”品牌运营总监胡绪雷也认为，政府设置的“门槛”不会给打车软件的前景画下句号，相反这是对行业进行的一次规范性“升级”。 调查中，赞成将打车软件纳入统一电召平台管理的主要理由依次是：民间打车软件服务质量缺乏保障（44.7%）；统一平台后扩大了软件使用范围，提高叫车效率（38.0%）；打车软件的变相加价行为影响正常价格秩序（27.3%）；民间打车软件因无准入门槛可能导致黑车加入（23.8%）；便于政府统筹规划和整合资源（22.5%）。 相对应的，反对这一举措的理由分别是：固定加价费用，将增加乘客的打车成本（25.7%）；增加管制门槛，降低市场效率（22.1%）；降低了市场行为的灵活性，使打车软件失去原有优势（21.1%）；操作有难度，具体利益分配未明确（17.7%）；提高门槛会降低司机积极性，加大打车难度（16.4%）以及其他（1.7%）。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对打车软件“招安”被一事表示不太能理解。他指出，打车软件这样的预约平台完全可以靠市场来解决。对于这样的一般性竞争行业，政府真的不用管太多。出租车市场一定程度上的确需要政府管制，但也仅限于准入管制——一般条件下的许可准入；投诉管制——提供乘客投诉渠道；价格管制——政府指定相应的参考价格等少数几个方面。除此之外，政府对出租车行业不应该有过多的干涉或管制，社会化电召或开放化的打车软件恰恰应该是政府应该鼓励的。 调查中，近半数（47.7%）受访者也直言，出租车已经是特许经营了，就没必要对打车软件再统一管理，市场能管好的就应该交给市场，政府不应管得太宽。 打车软件打通后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打车难？ 打车软件纳入统一平台管理，对缓解打车难将有多大作用？调查显示，22.4%的受访者认为作用显著，会有效解决打车难的问题；35.9%的受访者认为作用一般，可部分缓解现今打车难的问题；21.8%受访者表示没有作用，打车难的问题不会得到根本改变；12.4%的受访者认为会起负作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打车难现象；7.6%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郭玉闪认为，对于打车难，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出租车行业供需缺口太大。“这么多年需求一直在往上走，供给应该跟着需求跑，但是由于出租车牌照的垄断管理，出租车的数量一直被管制，也就是说供给被控制住了。所以将打车软件纳入统一平台后管理并非解决打车难的治本之策。” 他表示，要真正解决打车难问题，政府该做的是反思原来的管制政策给这个行业带来的不方便，将管制的重心从数量管制改为最低质量管制。他建议，政府可以规定出租车司机应该具备一定的基本素质，比如要熟知北京市交通路况，掌握一些基本应急知识等。“就像律师行业，不要去控制律师人数，而是制定律师从业资格。只要满足一定标准，都可以成为这个行业的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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