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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城市与健康 紧凑型城市如何改善居民的健康） 【编者按】城市规划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联并不是新闻。早在19世纪，城市规划通过改善卫生设施和住房、隔离住宅区与工业污染，来抑制城市工业化过程中的疾病爆发。2016年9月，著名的《柳叶刀》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了城市规划如何通过交通出行模式的选择，影响人们的健康。市政厅编译了这个系列的文章，共三篇。第一篇文章指出城市交通规划和城市设计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非传染性疾病、道路伤害以及其他不良健康状况的途径，并指出城市和交通规划干预措施，对环境、社会和行为健康的八大影响。第二篇文章对城市规划影响居民健康的方式进行了建模。第三篇文章则关注了如何用科学来指导城市规划的决策和实践，创建有益健康的紧凑型城市。 根据预测，2050年澳大利亚四大城市的人口总数将达到当前澳大利亚全国人口总数，美国、中国、印度大城市人口数量预计将分别增长33%、38%和96%。如何应对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直接导致的城市扩张，以及对城市基础设施产生的压力（比如交通基础设施），是全世界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土地利用与交通出行有什么关系 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土地利用形式与交通出行方式选择之间的关系。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郊区居住区大多以低密度形式蔓延，限制了居民步行或者骑行，增加了对私家车的依赖和公共交通系统的成本。发展中国家如巴西、中国、印度，随着经济水平提高，私家车保有量也明显增加。这些都导致了居民日常活动的缺乏、空气污染、噪声污染、交通事故率上升，最终对居民健康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1992年至2012年，全世界交通事故死亡率上升了46%，位列世界死亡率第八。联合国关于全球道路安全的大会决议承认减少交通事故死亡是一项新的挑战，并且在《联合国2015年后的可持续发展议程》中鼓励“可持续安全”和“零死亡愿景”等尝试（译者注：“可持续安全”是为实现道路安全的荷兰实践；“零死亡愿景”是一个多国参与的道路交通安全项目，旨在实现一个无交通事故死亡或严重受伤的公路系统）。 人们期待通过交通网络化、自动化和先进软件来实现消除交通拥堵和交通意外伤亡，从而带来一场交通运输革命。这一愿景非常诱人，但完全寄希望于技术革新并不现实，技术革新也不能解决由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统模式导致的健康和环境问题。 本课题从城市规划角度模拟低机动车出行的紧凑型城市，并量化该模型下居民的潜在健康收益，以探讨用地及政策对交通模式的影响以及与居民健康的关系。 研究了哪些城市 研究小组考量了所属国家的发展阶段、交通机动化程度、地理区位差异、是否有交通和健康数据的可靠来源等要素，最终确定澳大利亚墨尔本（高收入和高度机动化）、美国波士顿（高收入和中度机动化）、英国伦敦（高收入和中度机动化）、丹麦哥本哈根（高收入和中度机动化）、巴西圣保罗（中上收入和中度机动化）和印度德里（中下收入和快速机动化进程中）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 从这6个城市的道路网现状来看，墨尔本和波士顿的现状人口约450万，网格状路网，机动车为主要交通模式。伦敦（现状人口约800万）和圣保罗（现状人口约1200万）路网细密且形态不规则，中等机动化水平。哥本哈根（现状人口约 60万）和德里市（现状人口约1700万）路网稀疏，机动车导向的基础设施建设程度较低。墨尔本和波士顿地图比例是其他城市的两倍。
如何衡量居民健康与交通模式选择的关系 城市规划要素（密度、距离、多样性）和交通模式选择的相关性被分别应用于6个城市。“密度”指人口或居住单元的密度；“距离”指至公共交通设施的平均距离，“多样性”指特定类型的土地利用混合程度（比如商住混合）。
作为衡量指标的居民健康结果确定为交通事故伤亡率和慢性疾病两类，其中慢性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呼吸道疾病三项。各项指标统一用伤残调整寿命年表示以便于比较。 如何衡量居民健康与交通模式选择的关系，研究小组选择了如下指标：各交通模式每公里的交通事故风险系数；各交通模式的每小时运动消耗及其对心血管疾病和II型糖尿病的影响；交通尾气及扬尘中的细颗粒物的吸入量。 研究小组通过计算各城市不同交通模式比例、单位行车里程数的交通意外伤亡率，反映交通意外事故随各出行分担率的变化。
各城市私家车行车里程数与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行的使用率呈现较大差异。较高的私家车出行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城市人口较多但密度较低的特点，并且这类城市通常具有较好的道路基础设施水平，如墨尔本和波士顿。同时，相同交通模式下的交通意外伤亡率在不同城市中也存在差异：德里的私家车每公里交通意外伤亡率是墨尔本和伦敦的两倍，圣保罗骑行的交通意外伤亡率是哥本哈根的43倍。 各城市间的现状慢性病和交通意外伤亡量也呈现极大差异，这一特点在《2013年全球疾病研究》中得到证实。例如，德里（中下收入水平的城市代表）的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发病率及交通意外死亡率是墨尔本（高收入水平城市代表）的四到五倍。尽管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在6城市间差异较小，但德里几乎是其他城市的两倍。同时，德里有远高于其余5城市的患心血管疾病发病率，说明除交通因素之外，社会经济条件限制、饮食结构、运动水平、烟草使用以及遗传因素等对德里居民心血管疾病的有影响。
研究小组对6座城市现状采用“紧凑城市模型”加以模拟，并预测该模型下居民的疾病发生率。“紧凑城市模型”指高居住密度、土地功能混合、公交导向发展和鼓励步行和骑行的城市形态。研究小组通过增加30%的土地利用密度、减少30%的至公共交通工具平均距离、及增加30%土地利用多样性进行模拟。 在优化模型中，6座城市的私家车使用量明显减少，公共交通和主动交通量明显增加。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率变化最大的城市是墨尔本、波士顿和哥本哈根。由于这些城市的步行和自行车现状使用率比较低，因此优化后的总使用比例仍然不高（小于10%）。随着主动交通量增加，居民因出行方式而获得的日常运动量也相应增加（以每周的代谢当量表示）。机动车带来的颗粒物排放量在各城市中均有减少，其中减少最明显的是高度机动化的城市墨尔本、波士顿、伦敦和哥本哈根，分别减少了12.4%、11.8%、10.1%和10.9%。 紧凑城市模型，可以改善居民的健康水平 在“紧凑城市模型”中，各城市的居民健康整体水平均有所改善，尤其是慢性疾病发病率的减少，与空气污染降低、日常活动量增加有直接关系。因出行方式增加的日常活动量最大的是墨尔本（72.1% ）和波士顿（55.7%）。另一方面，模型中墨尔本、波士顿和伦敦的交通意外伤亡率明显上升，而其余城市的交通事故率未得到明显的改善。由于步行和骑行的每公里交通事故率高于机动车出行，因此单纯的增加主动交通分担率会带来直接的交通事故率上升。除了空间结构上的调整，保障交通安全的政策也是必要的。 本次课题表明，积极有效的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设计手段介入，以鼓励交通模式向主动交通和低排放的公共交通转变，进而提升城市人口的整体健康，是降低与交通系统有关的慢性疾病发病率的关键。无论是处于快速机动化过程中或已经高度机动化的城市，当地政府都应在这一方面引起重视。 然而对于像圣保罗和德里这样现状人口密度已然很高的城市而言，应用“紧凑城市模型”减轻慢性病发生率的新措施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为了抵消“紧凑城市模型”中部分城市出现的交通意外事故率小至中等幅度的上升，研究小组估算了模型中所需的将主动交通从机动交通中分离的行车里程数。墨尔本、波士顿和伦敦作为高度机动化城市代表，所需投资的分离行人、自行车与机动车的基础设施最多。 如果没有足够的安全设施保障，在已经高度机动化的交通系统中引入额外的骑行者和行人，会极大的增加交通意外事故率。因此，为道路使用弱势群体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是构建安全城市出行环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微信号“一览众山小-可持续城市与交通”（SustainableCity）志愿者团体也为此文做出了贡献】 (原标题：城市与健康 紧凑型城市如何改善居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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