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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无界新闻记者 张庆宁 实习记者 徐弘毅 徐芮 赵宁 2015年8月11日，陈松竹从北京出发，次日下午来到河南省邓州市文化路佳美商业广场5号店，商场旁边有条小路。他坐在自己的福特SUV轿车上，打开车窗，探头向小路尽头张望——那栋他和父母当年住过的老房还在，爷爷的坟墓就位于老房身后。 他想回去给爷爷烧把纸钱，思量许久，调转车头离去。 毕竟，家中官司未了。 2003年9月的一个深夜，三名不明身份的社会人员闯入陈松竹的家中，将两层小楼的门窗悉数砸坏，并在院子中呼喊陈松竹父亲的名字。彼时，陈松竹父亲患脑梗塞瘫痪在床，不能说话、不能动弹，不可受到惊吓。 在邓州警方抵达之前，三人离去。次日上午，陈父母被人告知：如果不走，或遭灭门，两人未及收拾行李即前往郑州避难。此后12年再未回来。 一份邓州市法院民事判决书显示：原告陈荣耀(陈松竹父亲)曾在2001年向邓州市东城办事处春风阁四组借款206408元，约定利率两分，后春风阁四组无力偿还，以书面协议形式将所属集体企业中的8间石棉瓦房以及地皮抵押给陈荣耀。 冲突过后，刘延涛在这块地皮上盖起了如今的文化路佳美商业广场5号店。 除却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妻弟这一身份之外，刘延涛还被指是邓州市通吃“黑白两道”的“最有势力”的房地产开发商。近五年来，由他旗下公司开发或参与开发的楼盘分别有金川花园、新御花园、金川美景春天、金川东王府、金川盛世等等，均位于“邓州市核心中央区域”。 当春风阁四组这种乡党体制与刘延涛的政治资源达成利益共谋之后，陈松竹一家即便在上世纪90年代坐拥百万身家，依旧无力对抗命运之急转。 时年22岁的陈松竹，告别北京某知名高校英语专业大二学生的身份，辍学返乡维权。2004年，他打赢了与春风阁四组的官司，无奈司法救济之路不通。他加入北京南站的上访大军，同时利用专业技能为电视台拍摄上访纪录片，可他后来意识到，信访制度与维稳制度的结合能产生像精神鸦片一样，足以毁掉他的一生。 而今，周本顺及其家族成员纷纷出事，陈松竹时隔10年后重返故乡。他认为，当地政府和司法机关是时候给自己一个说法了。 邓州市作为河南省的一个县级市，过去十多年，同样裹挟于中国的城镇化大潮。 陈松竹在这轮大潮中失去的，不仅是8间石棉瓦厂房以及那块地皮，他家的两亩自留地和责任田上，在他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盖上他人的房子。与此同时，他所在的春风阁四组的80余亩农地，亦悉数被占用开发。 过去他家的老房子位于邓州城东，而今已是高楼林立的市中心了。 陈松竹父亲年轻时通过贩卖水果、烟火爆竹等生意，积攒起百万身家。 他记得很清楚，那老房子内，上世纪90年代便摆放着双开门的冰箱，电视机、音响，洗衣机等家电都是进口货。“我在上初中时就用上了电脑，那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家用电脑，安装的还是DOS的操作系统。”陈松竹也是学校第一批用上BP机的学生，上高中时“大哥大”开始流行，他同样较早尝鲜。 家庭的变故源自于春风阁四组组长换届。 新任组长上任后即宣称开始卖地，陈松竹的父亲彼时是组内的群众代表，也是略懂法律的“乡村能人”，他以土地属村集体财产为由反对组长私自卖地。 不过，他在春风阁四组属少数姓氏，那位新任组长则是组中的大姓，亦是依靠宗族支持当选组长。 “2002年下半年，我还在上大二，我爸突然得了脑梗塞，全身瘫痪在床，电话那头只剩下‘啊’‘啊’‘啊’的声音。”陈松竹听母亲说，家中出事后，那位新任组长不仅不还村集体借他们的20万元，还放话要让他们一家在邓州待不下去。 次年9月，陈松竹老家突遭三位不明身份之人打砸，他的父母不得不前往郑州躲避。后来他才得知，之前一年“只能放话”的那位组长，在与刘延涛达成土地出让协议之后，决定动手逼迁。 当年年底，周本顺自湖南政法委书记调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刘延涛在邓州的房地产开发随之步入快车道。 那年11月，陈松竹回到郑州探望父母。他们在郑州市郊区一座两层小楼内租了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单间，单间内只有一床被褥、一个小锅和一个煤炉。陈松竹的父亲也就瘫痪床上、口齿不清。床边摆放着一堆中药。 陈松竹带回一万多元，一部分给父亲治病，另外一部分拿给律师，开始与春风阁四组打官司。 此前22年，陈松竹从未体验过如此窘迫的生活，但在父亲患病、举家搬离邓州之后，父母不仅需要每年四五万的医药费开支，而且家中五六十万元的外债再也要不回来。陈松竹不得不辍学，以帮别人翻译文件、组建公司网络来赚钱养家。 这起2003年立案的官司，事实并无任何争议顺利经过一审胜诉，二审也维持了一审判决，2005年1月进入执行程序。 “当时我在邓州待了三天，邓州市法院给我的说法是这个执行难度比较大，让我找春风阁四组协商。”陈松竹尚未来不及与四组协商，便收到传来的话，“他们让我赶紧走，如果我敢去四组要钱的话，他们就不客气了。” 迄今他都忘不了对方威胁自己时的用词，“不是我杀了我，也不是宰了我，而是剁了我。” 2004年时下半年，陈松竹无缘拿到大学毕业证书。那年夏天，他成为一个年轻的访民，厮混于北京南站的上访村。 9月一天，陈松竹来到北京南站附近的全国人大上访接待中心。他在正式上访之前专门去旁边的上访村学习了“上访经验”。 陈松竹戴着600度的近视镜，穿着一件真维斯的短袖和一条短裤，脚上的“金苹果”运动鞋系母亲购买于三年前，当时家庭尚未出现变故。一脸的学生气帮他“过关斩将”，来到全国人大信访接待中心门前。 通往全国人大信访接待中心大门的是一条小路。 “我一路走进去，两个胳膊肘不断撞到路两边那些截访的人。按照上访村的经验，不管那些截访的人怎么问我，我都不能说话。一旦暴露口音，极有可能被带走。后来还是有人拽住了我。我张口就是普通话，跟那人说我是学生，帮导师过来做调研的，他才放行。”待到陈松竹挤到门前，对方已经下班并且下午不再接待。 回到上访村，陈松竹开始了解那些访民的情况。 “我当时就想，这么多的冤情，也都是这么大的事儿，媒体难道不知道吗？”离开上访村次日，陈松竹开始给各家中外媒体写信、发邮件。绝大部分求助都如泥牛入海，只有一位叫Poppy的媒体工作人员在邮件发出第二天，给他打来电话。 陈松竹是用流畅的英文写就的邮件，这让Poppy很吃惊。她所就职的媒体接到过无数的上访信件，但从来没有一封是英文的而且还写的如此流畅。她后来给他配备了一个摄影师，希望他拍摄一下“上访村”的故事。 因为前往邓州拍摄成本偏高，这部纪录片未涉及陈松竹家里的事情。 半个多月后，这部时长8分钟的新闻纪录片播放了。片子开头选景在北京南站附近的地下通道。早晨6点，通道人流渐密，一位脑袋瘪了半边的东北男孩和他的母亲起床收拾铺盖。这个男孩来北京一家工厂，被工厂机器砸坏了半边脑骨，因工厂负责人不愿赔偿，至今没钱换上合金脑骨。两母子至此迈上上访之路。 片子介绍了信访制度。其中一段旁白由陈松竹撰写：信访制度伤害最大的，恰恰是那些最底层的人民。他们在北京上访时，过着非常悲苦的生活，每天要去菜市场捡菜叶子，用捡来菜叶子填饱了肚子，再一次去上访。上访成为唯一的精神信仰。 有关部门在片子播出后找到这对母子，只是那位工厂负责人已经跑路，赔偿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此后三个月，这对母子不断电话陈松竹打请求帮忙，陈松竹无力应对，后来也就不再接听他们电话了。 在“上访村”游荡半年，陈松竹彻底灰心了。 “我妈不断给我打电话，问我上访有没有结果。我在这边见惯了那些上访不成反被劳教的朋友，如果我因上访被劳教基本上我这个家庭就完了。我当时成晚成晚地因为压力太大失眠。”一天冬天的晚上，陈松竹发着高烧，躺在没有暖气的出租屋内，全身裹着电热毯依旧瑟瑟发抖，“我当时想，如果我死在这里了，也没有人会知道。” 2005年春天，陈松竹捡到一个钱包。他后来循着钱包内的线索，把钱包还给了女主人。这个钱包的女主人，后来成了陈松竹的妻子。 “我老婆跟我说，她第一次见我时，并不是喜欢我，而是心疼。她当时想：‘这孩子怎么这么可怜啊。’”陈松竹的妻子是一位北京女孩，大他四岁。陈松竹说，妻子是自己苦捱时光中的第一抹曙光。 之后的两年，陈松竹一直以自己制作纪录片并卖给新闻机构为生。也是因为自己的作品，他在2007年收到一家知名新闻机构的邀请入职，得到人生中第一份固定的工作。在后面的日子，虽然他慢慢过上了稳定的生活，但上访留下的贫苦印迹依旧无法从他身上抹去。 “我记得我抱着一个纸箱子，穿着短袖、短裤、拖鞋，大剌剌地去单位报到，楼下的保安拦着我说：‘送快递的，去坐后面的货梯……’”陈松竹笑着说。 陈松竹在北京的生活稳定下来。他辗转通过关系，把家中的老房子卖了，在北京市通州区买了套房子，把父母接了过来。他和妻子又在父母居所旁购置了房产。他5岁的儿子就要上学前班了。 2013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亲自参加并指导河北省委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节目中，周本顺做了三条自我检查，其中不乏“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政绩观树得不牢”这类表述。 自此，陈松竹密切关注周本顺动向。直至今年7月2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宣布，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他决定重返邓州，为自己的家庭要个说法。 陈松竹先找到现任春风阁四组组长。这位组长面对这位突然造访的乡邻略显慌张，开口第一句话便是：“你什么时候走？” “我们家的官司打赢了还没执行。而且，我们家的两亩地也被你们卖了，别人家多少还有点补偿，我们家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有。这事儿不说清楚，我不会回北京。”陈松竹说。 这位组长开始一再解释，当初和他们家打官司的那位组长已经去世，现在组里一分钱没有，卖地收入在上任组长时已经花光，她作为当时的小组会计也不知钱的去向，同时也没有可供查询的帐目，仅愿试着偿还陈松竹家20万元的本金。 在两人对话之际，旁边一个叫春风花园的小区正在轰隆隆地施工。这个小区建在春风阁四组的土地上。陈松竹了解到，小区开发商因资金紧张，曾向春风阁四组筹措资金100万元，届时将以6000平方米的房子抵账。 陈松竹的下一站，是邓州市国土局和邓州市规划局。他试图查询一下佳美商业广场5号店、春风花园、四组被占用的80余亩农地，以及刘延涛其他楼盘所使用土地的征地批准文件、补偿方案、项目施工规划许可等一系列行政审批信息。 “这么多年，我就不记得给你们春风阁四组办过什么土地手续。”邓州市国土局一位办公室主任回应，但他又不愿给陈松竹开具相关证明。 在国土局和规划局先后碰壁之后，陈松竹只得依据《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以EMS的形式向这两个部门发送了《信息公开申请》。陈松竹后从邓州市邮政局了解到，他发往邓州市国土局的《信息公开申请》竟然被拒收了…… 2015年8月17日，陈松竹见到了当年负责执行他们家与春风阁四组官司的法官。 “哟，回来啦。”这位法院见到陈松竹后满脸堆笑，他翻开那起案件的执行卷卷宗，“你看，人家刘延涛在笔录里说了，你们这块地根本不是春风阁四组的，1994年就被已经被征走了。” “如果1994年就被征走了，怎么又抵押给陈松竹他们家了。”陈松竹的代理人反问，“春风阁当年的会计(现任组长)跟我们说，2003年时，春风阁四组将这块地以30万元的价格出让给刘延涛。退一万步讲，即便是这块地1994年被征收了，征地文件只有两年有效期。两年内没盖起房子，文件失效，现在怎么能作为执行卷的证据出现呢？” 这位法官啪地一声合上执行卷，“这个……咱们私底下说吧，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你们去四组查一下有啥资产，我们去查封。” “就这起案子，你们10年都没执行，好意思让我们去查组里的资产吗？你们法院是干嘛的？”陈松竹代理人听罢此话，声调高企。 “那可是刘延涛，周本顺的小舅子。我有啥办法呢？”这位法官讪讪地说道。 这次会晤不了了之。 此次重返邓州，陈松竹除了向邓州市国土局、规划局发送《信息公开申请》之外，就佳美商业广场5号店、春风花园、四组被占用的80余亩农地，以及刘延涛其他楼盘所使用土地的征地批准文件、补偿方案、项目施工规划许可等一系列行政审批信息，还向邓州市住建局、邓州市环保局、河南省国土厅、河南省政府，以及国土资源局申请信息公开。 依据《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 回想过去10年，陈松竹自觉最庆幸的一个决定，便是在那个高烧之夜决定告别“上访村”，早早逃出权力的缝隙，这才有了他现在正常人的生活。目前，他仍在等待着上述行政机关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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