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老战士曹鹏敬军礼。 抗战精神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体现的是对民族的认同、对国家的责任 问: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一名新四军老战士,回顾那段艰难岁月,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曹鹏:我的家乡在江苏江阴,被称为“忠义之邦”。我家是个书香门第,妈妈是个才女,精通四书五经,但是由于日本人的侵略,家里房子被烧毁,我们被迫逃难。十几岁的时候我在江阴上学,江阴的城门都是由日本人拿着刺刀把守,所有的老百姓进出都要耻辱地给他们脱帽、鞠躬。我是孩子,但是我很倔强。有一次进城门没鞠躬,日本兵上来就是一个巴掌,还骂我,一定要逼着我鞠躬。实际上,从小我们的心里就种下了一颗愤怒的、反抗的种子。 那时,江阴的地下工作非常强。进了中学以后,我们就在学校里组织读书会,弄墙报,唱抗日歌曲。当时搞奴化教育,要我们学日语,我们坚决抵制。日语会考时,我们几个地下工作同志把全班五十几个人都组织起来,秘密地通知大家交白卷。考卷发下来,严肃的课堂一片寂静,一点声都没有,大家坐在那里纹丝不动,然后我们几个人一下子跳了起来,紧接着整个教室跟风暴一样,一张一张白卷放在讲台上。这是江阴人!是中国人的骄傲!表达了我们抗日的一种意愿。日本人带着刺刀进来查,我们仍然不动,你打也好,怎么也好,我们都不知道。当时我是带头人,我们几个核心人物,地下工作一直参加,而且我已经秘密到解放区接受教育。大家都知道,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所以我很感激我们这个集体,我们的同胞。在这种时候团结一心,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日本人查不出来,最后不了了之。 还有一次,日本人在学校礼堂放伪电影,爱国的同学就在隔壁唱“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干扰放电影。敌人端着刺刀冲进来。我不怕,总要有人顶,我一个人顶,然后我被带到警察局,几百个学生冲到警察局保护我,后来是校长把我领回去了。 我父亲早年参加了抗日联军,当时我才一岁多。他先是到东北,后来转移到苏联,以后又由苏联派了军队保护着送到了新疆,因新疆当年在军阀盛世才的统治下,所以他不得不隐姓埋名,不敢和家里联系,一直等到解放后,1951年才回到江阴。所以当时家里就只有母亲,她也知道我一直秘密参与地下活动,她问我:“你知道岳飞背上刺了什么字?”我说知道,“精忠报国”。她含情而坚定地说:“你走吧!渡江报国。”她很支持我参加革命。 后来我参加了新四军,在新四军江南办事处一个政工队做宣传工作。当时政工队队长叫林路,他秘密带着我们到了解放区。后来我们北撤,我在音乐上比较好,林路同志给我写了一个条子:“曹鹏同志很有音乐天赋,希各级领导注意培养。”这纸证明,庇护着我一路前行。所以我深深地感到,我能有今天的成就,要感谢党对我一直以来的培养。 之后我进了华中建设大学,由于北撤,又转入山东大学文艺系。在山东大学文艺系我有幸遇见大音乐家章玫同志,他是我们音乐系的主任,也是我们的团长。他有一匹马,但是从来不骑,除了放背包以外,还放了一架手摇留声机,是他从敌占区带去的,还有唱片。哪怕在行军最艰苦的时候,他都会在休息时把手摇留声机拿下来摇,让我们听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我现在还记得,他跟我们讲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其中第四乐章是“暴风雨”,他说这个“暴风雨”就是我们现在的革命,我们就是反抗,就是斗争,因为贝多芬的精神就是从斗争走向胜利,从黑暗走向光明。从那个时候起我的音乐生涯就跟革命联系在一起,就跟斗争联系在一起,就跟暴风雨联系在一起,就跟全国的解放、必胜的信心联系在一起。抗日战争就是从斗争走向胜利,从苦难走向胜利。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抗战精神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体现的是对民族的认同、对国家的责任,今天仍然要大力弘扬,因为它是激发亿万华夏儿女奋进的力量,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源泉。 离开了老百姓不能打胜仗,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是靠老百姓 问:纪律严明是人民军队的制胜法宝,请您谈谈抗战中有关纪律的故事。 曹鹏:我们那个时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烂熟于心,践之于行的。有一次,我们住在山东临沂的一个地方,满院的栗子,地上全是新鲜的栗子。老乡说你们随便拿着吃,我们没有一个人吃。还有一次到枣庄,那儿的枣树每天掉得满地都是,老百姓也没时间采,说你们可以随便吃,我们也是没有一个人吃。 我们有一个同志,老乡请他到家里做客,给他吃了几颗枣子,晚上开班务会他做检讨,他说自己很对不起,老乡一定要让他吃,他就吃了两颗枣子。纪律是很严明的。 还有一次我们文工团到了山东的一个无人区,要在那里住一个晚上。房子里空空的,都被日军抢光了。晚上睡觉地上是湿的,都是泥地。我们把一家一家的门板卸下来睡在那里。文工团一共两支枪,我晚上就是带着三个手榴弹巡逻,保护同志们。第二天一早就要行军,我们一家一家把门板归还,给它上好。那个年代就是这样。 还有一次遇到危险,敌人还有二十几里地就要把我们包围了。由于要紧急撤退,9个病号的背包留了下来。领导跟我说:“曹鹏,你只能把9个病号的背包想办法让老百姓帮忙带走。”那个时候老百姓都肯帮忙,我要借什么都行,但是那一天不行,老百姓说:“我们也要逃,也要撤。”以前9个背包放在毛驴上,他就牵着送我们,送到了以后再回来,但这一次不行了。他说:“同志,我们也要逃,我这个毛驴是我的命根子。”实在是两难,我又不能丢下9个背包,这是同志们睡觉要用的,但还是要照顾老百姓的利益。我们无时无刻,一分一秒都是为老百姓,我们的军民关系就是这样。离开了老百姓不能打胜仗,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是靠老百姓。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前方的部队派了4个同志回来,把9个背包都拿走了。我们在解放区处处碰到的,看到的,是日本人的强暴,是国民党的腐败。而新四军,首先讲军民团结,我们从自身做起。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些看似都是“小节”,但却体现了我们党光荣传统的“大节”。 今天我们再唱《黄河大合唱》,为的是更加振奋精神,不忘国耻,心存危机,为的是更加坚定信念,忠诚爱国 问:您数次指挥《黄河大合唱》,最多曾指挥3万人同唱,请您谈一谈这首歌曲对我们今天的时代意义。 曹鹏:我渡过三次黄河,那时候过黄河是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是带着一种战斗的心情,就像冼星海先生的《黄河大合唱》中描述的那样。 我们有一次渡黄河渡错了,以为敌人是从那边过来,结果我们向着敌人过了黄河。那时候军民关系非常好,老百姓说敌人还有二十几里地就要到黄河了,你们赶紧回去。我记得那时候倾盆大雨,我们都背着背包,刚过了黄河。老百姓非常好,说你们快上船,再返回去。黄河中间有一段非常危险,稍不小心就容易翻船。一到这个危险的地方,船老大就喊,船工也喊,喊得很整齐,很好听。当然那个时候已经忘记好听了,只记得这种精神可敬可佩。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那个场景就是一幅文艺的画面。我是完全投入到这样的画面里,投入到我们的母亲河。这样一种激流险滩,我们要冲过去,为了迎敌,为了全国的解放,我们要冲过去。 我一生指挥过很多次《黄河》。《黄河》在抗战时期是一部激励抗日军民的精神力作,也是个号角。《黄河大合唱》是乐坛的瑰宝,我称之为中国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我是全身心地在指挥《黄河》。2009年,为庆祝交响大合唱《黄河》诞生70周年纪念,由上海文广局主办,由我担任总指挥,有九省一市十地联动,有二百余支合唱团,约二万余名中外人士,参加了此次演出,创造了中国合唱史上的空前创举。 “怒吼吧!黄河!”真是怒吼吧!黄河!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经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小就做过亡国奴。我经常是一边指挥《黄河》,一边内心汹涌着掉着眼泪。《黄河》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尊严。《黄河》不是喊口号,它唱的是张老三、王老七,唱的是普通老百姓。 今天我们再唱《黄河大合唱》,为的是更加振奋精神,不忘国耻,心存危机,为的是更加坚定信念,忠诚爱国,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需要我们去拼搏、去奋斗。 我将永不忘却当年党旗下的誓言,抱着对党的热爱和信仰一辈子坚定地跟党走 问:您今年已经90岁高龄了,依然奋战在普及交响乐的第一线,请您谈谈个人成长与国家需要的关系。 曹鹏:我的一生都是靠组织培养,所以我永远记着党,感激着党。当年林路同志的一纸条文我永远都记住,这个纸条不是代表他个人,它是代表了组织。 我能够到苏联去学习,也是党给我的又一次深造的机会。留学期间,我看到国外没有一场中国作品的音乐会时,爱国之心让我向老师透露了一个愿望:我有责任向外国朋友们介绍中国的作品。老师就安排我指挥全苏广播交响乐团,举办了我国历史上首次在海外演出的“中国交响音乐作品”专场,首次将国内创作不久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中国优秀作品介绍到海外。从那以后,我去很多国家演出时,都会在音乐会中安排中国作品,并和我国作曲家一起精心改编民乐和交响乐结合的乐曲,以期让世界更了解我们。 我积极响应党的关于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号召,几十年来,尽心竭力地做着普及交响乐的工作。为此,我去过工厂、农村、军营、学校、社区,希望更多的人来共同推进提升社会道德工程。我将党和人民的培养化为音乐情感的演绎,在普及演出中认真对待每一首作品,把自己的情感融入作品并传递给观众。我用热情和真诚将乐曲讲解给听众们,通过舞台与广大听众交流,让音乐进入听众的心灵深处,给听众真善美的感受,从而接受音乐的熏陶。 今年我已经90岁了,我愿在有生之年继续为普及音乐艺术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尽心尽力。我最大的愿望是让更多的人领略到交响乐的美与乐趣。“只要曹鹏活着,你们尽管用。”我将永不忘却当年党旗下的誓言,抱着对党的热爱和信仰一辈子坚定地跟党走,固守音乐阵地,甘当播种人,鞠躬尽瘁,永不停顿! 一个民族,如果不提高艺术素养,那就没有未来 问:在您的身体力行之下,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交响乐,您曾表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音乐素质是我真正的追求”,您认为音乐在社会道德重建、提升的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曹鹏:一个民族,如果不提高艺术素养,那就没有未来。艺术人文精神和素养是国家和民族最鲜活和富有创造力的坐标,是经济社会发展最为生动、美好的一面镜子。艺术教育不仅陶冶人们的心灵,同时关照人生的发展,对于青少年的人格塑造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 文化是一棵大树,根深叶茂才能挺立于世,当前社会上的诸多弊病,追其根,均在于缺少文化和道德修养。而要弥补这个缺陷,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这就像一条大河,沙子要掺进去不容易,但能推动一点是一点,能影响一点是一点。我为什么要普及交响乐?我觉得交响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体现。因此我一直在借音乐呼吁社会道德的重建、提升,我认为人们的音乐素质高了,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有人问我一周工作几天?我说8天。有时我一天演出2场,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到了培育交响乐未来的希望上,能影响年轻人爱上交响乐,在我看来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有音乐的人生,不迷惘。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音乐素质是我真正的追求。 近几年,我受上海市人事局邀请,为上海市许多公务员作普及交响乐讲座演出。目前市里已有四分之三的公务员听过我的讲座。原定每年一次,后来因太受欢迎,而一再加演。我作为一名老党员,在台上不但讲音乐,也讲公仆之道,通过传播音乐的美、人格的美,普及交响乐,要求干部们要忠诚于国家、党和人民。如同《乐记》所说,音乐可以善民心,可以移风易俗,“知乐则几乎礼矣”。这样整个国家的文化素质才会提高。 我常常跟公务员同志们说老子的那句话“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做干部的人,不要因为官做大了,地位高了,就忘乎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是为了人民。贝多芬在第五交响曲《命运》中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从斗争走向胜利的,胜利的果实来之不易,我们要保护它。 2008年,我第一次听说自闭症,第一次听说音乐可以帮助患病儿童,所以就创立“天使知音沙龙”,用志愿服务的方式,帮助自闭症患儿感受音乐。现在有的自闭症孩子已经能上台参加我们交响乐的演出了,这些孩子最初肢体都不让人碰,现在看着我叫曹爷爷,而且还拥抱我。自闭症孩子拥抱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最大的安慰,我最大的享受。 贺绿汀先生对我说过:“提高民众艺术素质是一项艰巨而宏伟的工程,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我受党的教育几十年,国家需要的,人民喜欢的,我有责任尽力做到。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一起努力。 对于反腐败,我是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拥护 问:您如何看待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 曹鹏:我是1946年7月入党的,至今已近七十年了。作为一名老党员,对中央的反腐败工作,我是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拥护,我接触到的人没有不拥护的。 最近发布了百人红色通缉令,加大全球追缉腐败分子的力度,看到中央这样一步一步紧逼,我们真是由衷地高兴。我前年带着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到美国举行义演,到了洛杉矶,一个美国朋友告诉我,这个地方最贵的房子是中国人用现金买下来的,但是门一直关着,我们都不知道里面住了什么人,我顿时脸都红了,非常难为情。 不坚持反腐败,我们这些老革命真的不放心。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那份报纸我已经珍藏起来了,这是非常珍贵的文件。作为一个老党员,我非常高兴党中央反腐败能有这么坚决的态度和决心。我们就是要把那些少数的腐败分子从我们的党员队伍中清除出去,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党更加健康地成长。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还有个建议,就是文艺舞台要多出反腐败的作品。我们要好好地去创作,走到群众里去,深切地领会党的政策,把创作搞出来,让文艺舞台好好地配合反腐败工作。文艺是一个有力的武器,老百姓喜欢看,喜欢看就是一种力量,就是反腐败的力量,就是一种宣传,就是一种正义。 作风建设要一直抓下去,锲而不舍、驰而不息,永远没有休止符 问:当前,全党上下正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纠正“四风”,让您感受最深的有哪些方面? 曹鹏:有人问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死亡意味着什么?爱因斯坦并没有讲“死亡是我不能再研究相对论了”,他说:“死亡对我来说意味着不能再听莫扎特了。” 我之前看过一则新闻,说广东省惠州市原公安局局长洪永林,因受贿罪被二审判处死刑时还念念不忘如何享受,他后悔,“我什么东西都吃过了,可惜有种洋酒还没有喝过,今后也喝不到了。”像这种享乐主义真的是不抓不行啊,当前,中央强调加强作风建设,狠刹“四风”,这样的教育能醍醐灌顶,使每一个为官者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不要滑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们的中央八项规定,我看了以后觉得句句都是我们老百姓心里想讲的话,句句都是非常必要而且及时的。我最希望的就是,作风建设要一直抓下去,锲而不舍、驰而不息,永远没有休止符。 国家兴旺就是我的中国梦,这是我刚参加革命时的梦想,一直未变 问:请谈谈您心中的“中国梦”。 曹鹏:国家兴旺就是我的中国梦,这是我刚参加革命时的梦想,一直未变。而要实现这个梦想,我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一点事情,希望社会多一点文化的积累、文化的滋养。具体说来,我的心中还有两个梦。一个是“文教结合”之梦。教育界、文艺界“本是同根生”,皆属德、礼之根。我这一辈子能脚踏“文、教”两只船,荡起青春双桨,掌起公益大舵,畅游五线,遨游四海,幸哉!另一个是“文化普及”之梦。我痛心有些团队,为生计减少排练,降低艺术水平,以应付“商业”演出。艺术商品化,音符金钱化,以致舞台上难有艺术精品,难有深度作品保留,更别谈“寓教于乐”了。建设美丽中国梦更要由美丽文化、高尚素质来缔造。 有一颗感恩的心很重要,所有的人都要有感恩的心 问:请您谈谈家风,您认为在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曹鹏:学会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太重要了,现在的孩子最需要懂得的就是感恩。我这一生,是知恩难报,所以我对这两字格外有感触。 1952年,母亲去世时,我正在录制电影音乐,竟没回去奔丧。1975年,父亲去世,我刚带交响乐团出国一个月…… 抗战前夕,江阴要举行禁烟音乐比赛。我每天放学后留下来跟钱老师学五线谱、乐理,老师弹风琴,教我吹长笛。结果,我得了全县第一名。高中时我在南菁中学读书,有幸遇到江南名师胡森林。胡老师精通作曲、唱歌、钢琴、小提琴、二胡,还是一位抗日进步人士。胡老师指导我钢琴入门,提高我的乐理知识,为我打下了良好的音乐基础。因此,我要感谢我家乡的两位音乐老师,是他们为我开启了神圣的音乐之门。 1955年,我到世界上最优秀的音乐学院之一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我的老师是指挥系主任列·金兹布尔克教授。现在我每到莫斯科,第一件事就是跑回母校,找到当年的指挥教室,向恩师的遗像鞠躬致敬。莫斯科音乐学院是我人生和艺术上的重大转折点,我忘不了自己的恩师。我们这代人自幼懂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恩重于山。 还有刚才提到的林路同志,他的一纸证明,引导着我的一生走上了音乐之路。我要感恩林路同志,更要感恩党的培养,感恩党和政府给予我的勉励和鞭策,感恩党和政府给予我的各种荣誉和褒奖。是党教育了我,培养了我,是党给了我一切。 父母的养育之恩,老师的教育之恩,党的培养之恩,要感恩的人和事太多了。有一颗感恩的心很重要,所有的人都要有感恩的心。 问:请您给广大党员干部题写一段寄语。 曹鹏:行善播爱,立德于世。 嘉宾简介 曹鹏,1925年出生于江苏江阴,国家一级指挥。1945年参加新四军,后任部队文工团指挥。解放后任电影乐团指挥。1955年赴莫斯科音乐学院留学,回国后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离休后,义务从事交响乐普及工作。2005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非职业交响乐团—上海城市交响乐团。 采访札记 用音乐建设美好中国 青少时期,他投笔从戎,秘密参加新四军;解放后,他留学苏联潜心学习,音乐报国;离休后,他义务普及交响乐。“只要曹鹏活着,你们尽管用。”他就是90岁的新四军老战士、著名音乐指挥家曹鹏。 已过鲐背之年的曹鹏至今仍活跃在音乐舞台上。在接受我们采访期间仍在紧张地排练一场演出。“一站到舞台上,我就热血沸腾、青春焕发,就有无穷的力量”,曹鹏对我们说。 “爸爸对这次采访特别重视,昨天在医院里还在精心准备”,曹鹏的女儿曹小夏说。“无论选择做什么,一定要认真”,这是曹鹏教育子女时经常提到的,也是他自己一直在践行的原则。 回忆起90年来种种往事,老人言语间满是激情澎湃。 中学毕业后,曹鹏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进入游击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我们文工团一共两支枪,我每次就是带着三个手榴弹,白天行军,晚上巡逻”。这正是曹鹏硬汉精神和铁骨柔情的写照。 一纸证明,走上音乐指挥之路。由于在音乐上比较突出,曹鹏的政工队队长林路给他写了一张证明:“曹鹏同志很有音乐天赋,希各级领导注意培养。”这纸证明,庇护着他一路畅行。“当年林路同志的一纸条文我永远都记住,这个纸条不是代表他个人,它是代表了组织。我的一生都是靠组织培养,所以我永远记着党,感激着党。” 一根指挥棒,把听众带入音乐艺术之门。有人评价,曹鹏手中的指挥棒,可能是全中国最“大材小用”的一根指挥棒。这根指挥棒指挥过著名的莫斯科交响乐团、葡萄牙里斯本大都会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同时,也指挥过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团体—大学的、中学的、小学的、业余的,甚至幼儿园的交响乐团队。曹鹏长期致力于音乐普及工作,他用热情和真诚与听众对话,用交响乐曲与人交流。他把普通观众带入了交响乐天地。曹鹏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让更多的人喜欢交响乐。” 采访中,谈及反腐败,身为新四军老战士的曹鹏显得很振奋:“对于反腐败,我是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拥护。不坚持反腐败,我们这些老革命真的不放心。”谈及自己的中国梦,他更是直言:“国家兴旺就是我的中国梦,这是我刚参加革命时的梦想,一直未变。” 几十年来,曹鹏以提高中华民族音乐素质为追求,以用音乐建设美好中国为己任,倾力耕耘,默默奉献。“莫道吾今九十寿,俯首甘为交响牛”。 交响乐,是人类精神与情感高度融合的艺术,而曹鹏用音乐谱写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激励人心、诲人不倦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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