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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移动调查终端和问卷网，对1875人进行的一项调查中，51.4%的受访者直言现在各媒体平台的娱乐类新闻过多，56.8%的受访者认为青少年过多关注娱乐话题不利于树立正确价值观。（7月13日《中国青年报》）
实际上，公共媒体的娱乐化不仅表现为娱乐类新闻过多，而且表现在本应严肃的节目娱乐化，比如抗战、历史类电视剧的严重娱乐化。公共舆论场一定程度的娱乐倾向，本是现代多元社会的应有状态，是言论自由、开放以及公众的兴趣点多元、丰富的结果，原不足为怪。然而，舆论场若被严重娱乐化，娱乐信息、明星八卦若成为舆论场占据主导地位的话题，这就成为一种畸形不合理的现象，值得我们警惕。
公共舆论场最重要的任务在于承担起公共商议、讨论、交流与互动的任务。公众在公共舆论场中获取信息、交流观点、展示个人生活状态，由此培育一种开放、多元、自由的社会心态，养成理性、严谨、互相尊重的商讨理性，进而推进社会的理性与开放。对于现代社会，公共舆论场极为重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公共舆论场形塑了社会形态，指导了民众的生活。可以说，没有开放、多元、理性的公共舆论场，就没有开放、多元、理性的现代社会。
然而，如果公共舆论场被严重娱乐化，它将承担不起公共商议的任务，承担不起培育理性、多元的社会形态的重担。道理很简单，公共舆论空间虽然是开放的，但也是有限的，过多的娱乐信息、舆论内容充斥其中，必然会挤压严肃议题的商议空间，分散公众对于严肃话题的注意力，公众甚至接收不到严肃话题的信息，遑论开展公共讨论了。
公共舆论场的严重娱乐化首先是由畸形不合理的利益需求导致的。相比严肃的社会议题，娱乐信息、明星八卦具有更广泛的受众群体，更能吸引巨大的社会关注，也更能带来巨大的收益，由此之故，无论网络媒体，还是电视、广播媒体，在收视率、关注度的需求下，都将舆论化作为吸引观众、敛取财富的首选，一再有意无意地压缩严肃议题空间，公共舆论场的娱乐化就此产生。
而媒体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在当前的机制下，无论是网络媒体还是电视媒体、报纸媒体，都将利益最大化作为追求的首要目标。网络媒体自不用说，完全以点击数论成败；传统的电视媒体、报纸媒体，在内部考评中，也完全以收视率、发行量为指标考核的首要乃至唯一标准，公共媒体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社会责任担当、公共价值担当，沦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纯商业机构。在这样的导向下，收视率、关注度相对较低的严肃议题，必然不被待见，被刻意压缩，也是必然之数。
再者，由于我们国家的历史及传统原因，我们社会公共舆论商议伦理尚不健全、不理性，法治规制机制尚显混乱也是公共舆论场严重娱乐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商议伦理不健全、不理性，所以有效的沟通、理性的商讨就相对缺乏，公共商议就极易沦为诉诸人身攻击的谩骂，这必然会打击公众意见表达的积极性，遮蔽理性表达的存在感。久而久之，就形成公共舆论场的恶性生态，进一步妨碍了公共商议的理性展开。同时，法治规制机制在舆论场中尚显混乱，因言获罪屡有发生、恶意炒作频频出现、付费删帖肆虐猖獗、水军无处不在，舆论场往往沦为名利场、是非场，舆论议题只有转向相对安全的娱乐内容。
如上文所说，娱乐化的舆论场称承担不起公共商议的任务。为今之计，需重塑舆论场形态、调整舆论场格局，首先就在于建立舆论场法治秩序，以法治来培育理性、公开、多元的意见表达与公共商议秩序；其次，在于通过机制调整，引导电视、报刊等媒体适当松绑利益最大化价值束缚，引导他们适当承担起公共责任，释放出应有的社会价值。
文/岳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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