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儿童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内，医护人员正在试探患儿的反应能力。陈团结摄(人民视觉)
医患纠纷纠结在哪里(人民眼·本期聚焦·医患关系)
2014年10月，一位目光忧郁的男子，找到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拿出一沓材料，悲戚而又愤怒地投诉：“因为医生诊疗的过失，导致我的孩子脑瘫，但医院却一直推诿责任，我已经走投无路，希望你们能帮帮我！”
他是青岛人，妻子是山东临朐人，同在浙江工作。他同意公开报道，但不愿公开姓名，“我至今还瞒着父母，如果父母知道孙子脑瘫，会疯的。”所以，我们姑且称他刘君。
面对刘君的悲戚和无助，我们决定展开调查。这大半年来，记者多次往返于临朐、潍坊、济南等地，希冀还原事实真相，寻求纠纷破解之道。然而，事情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直到今天，这起纠纷仍然搁置着。我们颇感困惑与无奈。
管中窥豹，一叶知秋。透过这起纠纷，我们发现，医患之间横亘着一道沟壑，沟壑上缺失一座牢固的桥梁——信任。而构筑这座信任桥梁的关键材料又是什么呢？
最近，媒体披露了不少医患纠纷升级为暴力伤医的事件。我们解剖刘君与医院之间的纠纷，梳理他走过的“讨说法”之路，以期为化解当下医患矛盾提供一些思路。
婴儿成了患儿
喜事反成忧事
2013年8月22日，对刘君来讲，本是高兴日子——妻子怀胎十月，即将分娩。
然而，他这一天，比一年还长。
这天凌晨，妻子入住临朐县人民医院，在产二科待产，试产20多个小时，均未成功。“妻子待产期间，因疼痛剧烈，体力不支，曾向医生提出剖宫产要求。”刘君说，医生检查后却说适合顺产。
当晚22时15分，妻子终于产下一名男婴。“医院告诉我婴儿有窒息现象，经过实施复苏抢救，已经没事。”刘君说，这时候，医护人员嘱咐家属，把婴儿抱到新生儿科病房。
据刘君回忆，新生儿科的医生在接收婴儿时，便告知家属，婴儿病情比较严重，医院没有条件抢救和治疗，必须转到上级医院。23日凌晨，潍坊市妇幼保健院的救护车接走患儿。
“长时间试产失败，羊水出现污染，胎儿窒息严重，虽然抢救过来，但是造成脑瘫。”刘君伤心地说，“胎儿在母亲肚子里好好的，产检定期做，很健康。”
转院之后，为配合治疗，刘君曾向临朐县人民医院索要病历，但是院方以“病历未整理好”为由拒绝，再三索要依然未果。数天之后，刘君向临朐县卫计局致电投诉，在县卫计局的干预下，病历才得以封存。“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因抢救急危患者，未能及时书写病历的，有关医务人员应当在抢救结束后6小时内据实补记，并加以注明。”刘君查过相关规定，认为病历未整理好不应成为理由。
刘君说，他在潍坊市妇幼保健院了解病情入院记录时发现，上面记载着：“产时有窒息，阿氏评分1分钟3分，后续评分不详”；而临朐县人民医院出院病历显示，“1分钟评5分，给予吸痰、吸氧”。据相关医生介绍，阿氏评分是一种临床上评价新生儿窒息程度的方法。8—10分为正常，4—7分为轻度窒息，0—3分为重度窒息。
产时有窒息，两家医院一轻一重两种结果，索要病历屡次遭拒，刘君怀疑临朐县人民医院篡改病历。
不仅如此，刘君心里也装满了疑问。“婴儿出生，为啥让我们将婴儿从产房抱到新生儿科病房？不应有专门的医护人员抱上去吗？同一家医院，为啥产二科的医生说已经没事，新生儿科的医生却说比较严重，建议转院？”
“为了婴儿的健康，我们宁可信其有，赶紧联系转院。”刘君说，“可为什么要等潍坊市妇幼保健院的救护车来拉人，而不安排救护车送过去？”刘君觉得这期间也耽误了治疗。
带着这些疑问，刘君开始了他与医院长达两年的交涉之路。
患方质疑病历
院方坚称无错
“我们不可能篡改病历，23日当晚就封存了，病历上的内容有些还没来得及写。”针对刘君的质疑，临朐县人民医院产二科主任窦金玲说。
在封存病历的日期上，刘君、医院、县卫计局说法不一。“病历是婴儿转院之后好几天才封存的。”刘君说，这几天，医院完全有时间将病历篡改。时隔9个月之后，2014年5月，刘君致电县卫计局，询问封存病历日期。工作人员说，是23日晚接到投诉立刻封存的。
听到这个回答，刘君有些激动。“怎么能讲瞎话呢？”刘君说，23日我没有打电话投诉，你卫计局怎么会主动去封病历？“这个投诉电话的日期，可以到电信公司查询通话记录。”
刘君向记者提供这段与县卫计局工作人员的录音时，依然情绪激动。他表示，封病历的正常程序是，若医患双方产生矛盾，患方要求医院封存病历，则在医患双方以及卫计局三方见证下，将病历封存。“我不打电话，卫计局不可能去封病历。”
临朐县卫计局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9月29日，因刘君需要复印病历，在县人民医院、刘君亲属和卫计局工作人员三方均在场的情况下拆封，复印后再次封存至今。
刘君想不明白的是，再次封存的病历，为啥首次封存病历的时间以及装病历的文件袋没有了？记者找到县卫计局，工作人员的解释是，拆封后，以前装病历的袋子要重新换，之前的应该有首次封病历的时间，可能与病历一起又封在新的袋子里面。
至今，三方仍在封病历的日期上没有取得一致。这更加坚定了刘君之前的判断：医院篡改了病历，推脱责任。
针对医生让家属抱着婴儿去新生儿科病房的疑问，窦金玲表示，医生紧随其后就赶到了。
关于抢救及转院的问题，医院给出结论：产二科及新生儿科在患儿抢救过程中，相关科室按照绿色生命通道的要求，紧密配合，抢救措施恰当。临朐县人民医院医务部原主任尹继全表示，新生儿比较特殊，转院得有专门的救护车，普通的救护车不具备儿童专用的救护设备，这才让潍坊市妇幼保健院来拉的。
刘君依然不认同这些说法，继续跟医院交涉。
尹继全曾经全程参与这起医患纠纷处理。在他的记忆中，到目前为止，刘君曾经到过医院6次。尹继全说，曾主动约过刘君2次，刘君来找过医院4次。“我们也想尽快解决矛盾纠纷。”
“两年来，我既要工作，又要给孩子治病，与院方沟通成本高。”刘君说，他们抱着孩子，辗转济南、北京、上海等地求医，已花费数十万元，身心疲惫，精神和经济压力都很大，医院却从来没有探望过孩子。
临朐县人民医院副院长许孝新承认：“自从转院之后，我们没见过小孩，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也不清楚。”
这两年，双方也多次面谈，并保持电话沟通。但是，每次都不欢而散。“谈崩后，有时候我越想越气，恨不得和他们拼命。但是，我强忍住了，除了说过一些难听话，还算理性。”刘君说。
多次沟通，医院仍坚持自己的调查结论：经过医院自查、分析，产二科处理得当、合理，不存在处置不当等问题；诊疗过程无过失，不应当承担责任；建议通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司法鉴定等途径，由专业机构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出具权威性结论，然后再进行处置。“如果权威结论出来，是医院的责任，我们会按照规定进行赔偿。”尹继全说。
双方诉求迥异
调解遭遇无解
起初，在与医院协商沟通失败后，刘君找到县卫计局，想通过调解来解决与医院的纠纷。刘君说：“打官司太漫长，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走这一步。”
在数学中，两个圆的位置关系，有重合、相交、相离几种类型。医患双方，产生矛盾纠纷，其诉求犹如两个圆。近似重合，双方协调沟通，问题可解，不过此种情况少之又少；相交，虽有不一致之处，但仍存在重合部分，医患双方，通过调解，各让一步，解决问题；相离，双方诉求迥异，无交集，再怎么调解，也无济于事。
临朐县卫计局副局长王建玺觉得，刘君与医院的矛盾纠纷属于相离的情况。“县卫计局试图通过调解解决问题，但是双方各不相让，底线平行不相交，调解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
“作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担负着医疗纠纷调解的职责，但是也只能是协调，我们没有权力让临朐县人民医院怎样，更没有权力让刘君怎样。”临朐县卫计局应急办主任张冠慧说，有时明知不会有结果，但仍要调解。“患方找到卫计局，我们不可能开口拒绝。”
“那怎么办？”记者问。
“调解！”张冠慧说，在调解过程中，告知患者如何才能有效解决纠纷，说服患者走相应程序会更合适。
“就拿刘君与临朐县人民医院的纠纷来讲，刘君找到卫计局，我们在安抚其情绪的同时，将双方往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或者司法鉴定的路上引，只有做了权威鉴定才能划分责任。”张冠慧说。
刘君还出具了一些医院的诊断给医院与卫计局。潍坊市妇幼保健院的诊断为窒息合并多脏器功能损害；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诊断为精神运动发育落后……针对这些诊断，临朐县人民医院认为，患儿年龄尚小，目前上述医疗机构对损害及预后均无结论性意见，尚需专业机构通过鉴定确定。
“患方、医院、卫计局都不是鉴定机构，其他医院也不是权威鉴定机构，都不能直接下结论。”王建玺疑惑，为何刘君不去做相关权威鉴定。
最终，县卫计局出具了一个处理意见：关于院方是否存在诊疗过失及责任程度、窒息是否对患儿造成永久性损害及损害的严重程度、患儿预后等问题的认定，双方意见分歧较大，难以达成一致。需要经过专业机构鉴定，得出明确结论后才能进一步处理。
刘君认为，这等于什么都没说。
医疗鉴定受疑
划责久拖难决
临朐县人民医院和县卫计局建议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刘君为什么不肯接受？
刘君也考虑过，但在咨询不少医生和律师后，他犹豫了。“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医生的组织——医学会来鉴定，我没有异议，毕竟医生是专业的。”刘君说，之所以一直没做，是因为首次鉴定须由潍坊市医学会做，而潍坊医学会是当地医生的组织，他对此有疑虑。
“我去做鉴定，虽是抽签，看似公平公正，其实不然。”刘君说，负责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原则上聘请当地的医生建立专家库，也就是说，给刘君的孩子做鉴定的专家，可能大部分与临朐县人民医院医生认识或者有交集。“参与鉴定的医生，一是抹不开情面，二是要为自己留后路，因为谁也难保自己以后不会出事，这样的鉴定结论，是否客观就很难说了。”
“像致婴儿脑瘫这类事故，比一般事故更复杂，不像腿骨折，一次性赔付就可以，腿骨愈合长好后就没事了。”王建玺坦言，这类事故要通过更专业权威的鉴定机构来鉴定婴儿脑瘫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的，还要评估以后会怎样牵扯到孩子生活等。“不管怎么说，专业权威的鉴定肯定是要做的。”
刘君疑惑，在制度设计时，为什么不直接异地鉴定呢？为什么要让患者一开始就质疑呢？再有，如果人人都选择司法鉴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针对刘君的疑惑，记者联系山东省医学会，医学会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安排一名工作人员与记者通电话。该工作人员说自己生病，嗓子肿痛，说不了太多话，想了解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到山东省卫生教育培训中心网站查找。
记者又联系山东省医学会办公室那位负责人，并提出能否换一个人来解答相关内容，他表示只有此人了解情况，安排不了其他人。
记者表示等其痊愈再联系采访。后来再沟通时，这位办公室负责人以“媒体采访要走程序，需要上级部门审批”为由，婉拒记者采访。
据一位法律专家介绍，出了医疗事故，有不少患者迟迟不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近亲”操作有关。然而，如果不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事故的责任就难以划分，久拖不决，有可能会酿成暴力伤医的惨剧。
调解僵局难破
最终诉诸法律
对于私了，医院更愿意通过走程序分清责任；对于诉讼，患者及其家属在遭遇痛苦时，还要打官司，精神上经受双重考验。目前，调解的方式对于医患双方来讲，比较容易接受。
然而，调解并没有让刘君如愿。相反，带给他的却是对调解的失望。
事实上，工作在调解一线的张冠慧，也对现行医疗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制度有些困惑。
卫生行政部门与医院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公正性受到质疑在所难免。“患者来我这里是期望解决问题，最后却没有解决，包括刘君在内的不少患者都觉得存在‘猫腻’。”张冠慧感觉很委屈。
“本来，紧急医学救援、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以及疾病预防控制等是我的主要工作。”张冠慧苦笑着说，现在，调解医疗纠纷却成了“主业”，精力、能力以及权限确实有限。
张冠慧向记者大倒苦水：自己在调解医疗纠纷时，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原则，往往会多替患方争取一点利益。“但这样的做法，有时引起四方不满意。”
一是患方不满意，在调解过程中，觉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与医院是“父子”关系，哪有不向着自家人的，看不到你为他争取的利益；二是医院不满意，觉得所有治疗程序都是按照操作规范来的，符合规定，在没有通过权威的鉴定来分担责任时，不应让医院承担责任；三是领导不满意，因为矛盾解决不了，会再次找到卫计局；四是自己觉得委屈，费尽心思想解决医患纠纷，医患双方都不落好。
在张冠慧的部门，原先还有一个人，后来借着县里整合卫生局和计生委的机会，离开了这块“是非之地”。张冠慧也成了“光杆司令”。“像刘君这样的医患纠纷，卫计局一个部门怎能解决好呢？”张冠慧说。
调解，这道化解矛盾的方程式真的无解吗？山东省卫计委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包含潍坊在内的山东17地市，正在设置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组建由医疗专家、律师、法官、风险管理专家等专职工作人员组成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团队，通过多方参与的医疗纠纷调解团队解决矛盾纠纷会更加专业、公正。
两年了，东奔西走，孩子治疗，刘君精疲力尽；与医院沟通、通过县卫计局调解，刘君心力交瘁。
“爸——爸——”刘君的小孩两岁了，现在只会很蹩脚地喊爸爸，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能力，他的妻子现在全职在家照顾小孩。“孩子脑瘫，运动神经受损严重。”刘君说，看着可爱的孩子，想到孩子的未来，他常常悲从心生。
为了孩子，也为了整个家，刘君依然行走在申诉的路上。最终，他选择了诉讼，希望通过法律来解开这个纠结。
不过，刘君的做法有些特别：不是直接起诉临朐县人民医院，而是绕了个圈子，把济南一家医院连带临朐县人民医院一起告上法庭。“这是无奈之举，如果单独告临朐县人民医院，只能到临朐县人民法院起诉，法官都是当地人，可能与县医院熟，我一个外地人去打官司，没有胜算把握。”刘君说，把济南的医院连带临朐县人民医院一起告，可以把诉讼地选在济南，起码对他公平一点。
刘君说，只要在济南起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可能不会在潍坊做，也可能做司法鉴定。“这样的异地鉴定让人觉得可能更公正一些。”
“打官司可能是个漫长的过程，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刘君说，“我还是相信法律，我就是为了讨个说法，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记者 潘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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