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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五中全会：读懂中国未来布局的十六个视角 文/《瞭望》编辑部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十八届五中全会。这肯定是一次举世瞩目的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将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十三五”规划，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关键时期的关键规划。它是中华民族向着“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力冲刺、夺取胜利的规划；它是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后，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军——夯实基础、顺利衔接的规划。 对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划时代的规划，执政党寄望之重，人民殷盼之切，自不待言。实际上，“十三五”规划的大框架已“若隐若现”。《瞭望》新闻周刊梳理了中央领导同志对制定“十三五”规划一系列调研时的讲话，采访了参与“十三五”规划研究的专家和相关权威人士，归纳出十六个视角，以期全景展现未来五年冲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图指向。 把准一个重要目标： 2020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十三五’规划必须紧紧围绕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来制定。”“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7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有关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问题时，作出上述表述。 距离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时间节点，只有5年时间。这意味着，“十三五”期间，就是冲刺收官阶段。 “这是至关重要的5年。”“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我国走向“全面现代化”的时代。 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十八大之后，新一届党中央面对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大变局，紧握历史接力棒，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深层次难题，以全面依法治国确保现代化建设有序进行，以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带领人民朝着既定目标方向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介绍，“十二五”规划有24个主要指标，绝大多数达到了预期进度的要求。同时，对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差距依然明显，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个领域，都存在不少“短板”。“其中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农村总体发展滞后的局面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贫困人口仍超过7000万。” 在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韩保江看来，“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将是‘十三五’期间最直接、最艰巨、最根本的硬任务。” 他说，所谓“最直接”，就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不可能再推给下一个五年规划。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都得直接面对，直接解决。 所谓“最艰巨”，就是在时间有限，特别是许多来自外部的挑战和影响不能为我所控的前提下，要让几千万贫困人口脱贫，让经济增长不失速，让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这“六大建设”协同发展，让每一个农村、每个区域发展不掉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任务很艰巨。 所谓“最根本”，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质就是改革与发展，唯有改革与发展，才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面临的所有矛盾和问题的根本方法。 毫无疑问，“十三五”期间，我国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会发生新的变化。要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明大势、看大局极为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5月下旬在浙江考察期间特别强调指出，“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时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明大势、看大局，深刻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基本走势，把我们所处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条件分析透，把我们前进的方向和目标理清楚，把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搞明白，坚持立足优势、趋利避害、积极作为，系统谋划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把准一个重要判断： 重要战略机遇期 仍然存在 谋大事必须顺应时势。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环境仍然比较复杂，机遇和挑战相互交织，时和势总体于我有利，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 他说，谋划“十三五”时期发展，要清醒认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把难点和复杂性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各种风险想得更深入一些，把各方面情况考虑得更周全一些，搞好统筹兼顾。 7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发展既面临大有作为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相互叠加的严峻挑战。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2012年十八大报告作出的战略判断。”韩保江谈到，“这些年来，我国之所以能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并成功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抓住并用好了重要战略机遇期。” 而近年来，国内外环境日趋复杂。就国内而言，正处在“三期叠加”特定阶段，经济进入新常态，调结构、转方式、促创新任务仍然艰巨；从国际来看，正处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不确定因素大增，同时，一些遏制中国、诋毁中国、唱衰中国的声音交叉泛起。于是，一些人对我国发展是否还处在战略机遇期产生了怀疑。 展望前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改革发展任务光荣而艰巨。未来的五年，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能否延续，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两个百年”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历史已多次证明，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崛起，机遇至关重要，稍纵即逝。抓住了机遇，往往能成为发展的领跑者；错失了机遇，则常常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对此，决策层胸有成竹、态度明确。习近平总书记在华东7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时和势总体于我有利，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 尽管国际风云变幻、国内难题交织，但“十三五”时期，依然属于中国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这个重要的战略判断缘自对国内国外的整体判断。 放眼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合作与进步的世界潮流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没有改变，世界发展需要中国的态势没有改变；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国际合作不断深入，国际格局加速调整，挑战与机遇相互交织。 回望国内，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改变，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也在发生变化。针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发展态势，尤其是“十三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撰文作了如下分析： “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 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机遇稍纵即逝。我们必须清醒认识机遇、紧紧抓住机遇、用足用好机遇，为发展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时间。 把准一个重要历史经验：集中力量办好 自己的事 “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在改革开放以来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坚定信心，锐意进取，奋发有为，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7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这样强调。 “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条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也是做好“十三五”规划各项工作的一个重要思想。 “作为一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主要任务是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中国对自己、对世界承担的最大责任。对于中国来说，也只有解决好自身发展问题，才可能在世界上承担更大责任。” 胡鞍钢为其提出的上述观点提出佐证分析，“2014年，中国GDP超过10万亿美元。在全球经济衰退已持续7年的这一年，欧盟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2000亿美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贡献了3750亿美元，而中国则为全球经济增加了1.32万亿美元，超过美国近1万亿美元。”他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坚持‘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中国对世界发展的最大负责。” 刘鹤认为，应牢牢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其中关键一点，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 他还提出，在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需要集中力量办好的事进一步务实研究，尤其需要增强全球视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韩保江则谈到，尤为重要的就是紧紧扭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动摇。“我们自身越是发展，阻碍力量就越会变小，战略机遇期就越会放大。” 把准一个总体方针： “四个全面”和 “六大建设” 2014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期间，首次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发展布局方向。自此至今，他在数十次公开讲话中，阐释或提到了“四个全面”。 7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问题时，习近平再次强调，“推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 权威专家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创造性，它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深化改革这一发展动力、依法治国这一重要保障、从严治党这一政治保证有机联系、科学统筹起来，每一个方面都强调“全面”，并注入新的丰富内涵，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明确了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总框架、总抓手。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筹“四个全面”，“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艰巨繁重的系统工程”。正因此，“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与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关重要的“十三五”规划，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十三五”规划所必须坚持的发展布局。 美国著名政经评论员罗伯特·库恩说到，“四个全面”战略构想为实现“中国梦”的首个目标制定清晰的行动纲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领导中国改进治国方法，(‘四个全面’)使之既具有全局性又切实可行。” 未来五年前景灿烂光明，未来五年征程充满挑战，未来五年任务相当艰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说，我国发展中还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面对这些挑战，‘十三五’规划必须坚持‘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发展方向，统一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这就要求必须把准“四个全面”的发展方向。”他认为，“十三五”规划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同时，需要强化问题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研究思考，着力研究和解决“四个全面”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部署落实好总体规划。 “四个全面”的发展布局，最终要体现在“六大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上。陈雨露认为，第一个百年战略目标，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多方面。其中，经济建设是中心，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 把准一个全新思维： 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有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 “要认真总结经验、深入分析问题，把发展理念梳理好、讲清楚。”在7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好道、领好航。 此前的5月下旬，在浙江考察期间，他曾就发展理念问题谈到，“协调发展、绿色发展既是理念又是举措，务必政策到位、落实到位。要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积极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 绿色发展无疑会成为“十三五”规划的一个重要发展理念。在“十二五”的后半程，保持了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出现了显著变化，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而同时长期积累的资源环境问题集中爆发。“十三五”时期，单凭规模驱动以及传统的“依靠高污染、高消耗推动高增长”的经济哲学，无疑需要退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 “绿色发展是中国应对当前所面临的经济下滑，走出这次经济低谷的既迫切又现实的客观需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单靠大规模投资、搞各种大项目，并非解决当前后金融危机时期发展矛盾的根本办法。新常态发展的现实，要特别注意通过绿色发展，培育绿色技术和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 “‘十三五’规划，当务之急是需要进一步将绿色发展的战略制度化，并将相关的一系列政策落到实处。”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谈到，以能源结构的调整为例，目前，在中国，传统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仍高达90%左右，“新能源比重偏低的原因之一是新能源发展的成本偏高；原因之二是传统化石能源的垄断限制了新能源的发展。” 按照中国目前的计划，即使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也只有15%左右，构成这15%的能源则包括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及其他可再生能源。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提高传统化石资源能源价格和环境损害成本，另一方面则需要对节能环保产业给予更具实质意义的支持。 “‘十三五’规划应该坚决执行绿色发展和协调发展的理念，着力推动‘一岗双责’”。李佐军认为，应当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重要内容，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等指标权重，对任期内环境质量明显恶化的领导干部实行责任追究，才能逐步建立起绿色发展的理念和机制。 进一步延伸，“要真正把加大生态效益、资源效益等方面考核权重的政策落到实处，将考核的指挥棒扭转过来，才能引导各个主体真正关注践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他说。 把准一个发展立足点：增进人民福祉、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研究制定“十三五”规划，要坚持“六个必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而其中“第一个必须”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个“出发点”、这个“落脚点”，一直是执政党的核心执政理念，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的和最为关心的。 此前5月下旬在浙江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十三五”规划指出，“要坚持经济发展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实在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对此坚定不移。十八大报告确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同时，十八大报告提出“两个同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两个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求“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把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写入《决定》。 “十三五”期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的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因此，“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疑会是“十三五”规划遵循的一个主旨。 “人民群众的这些期盼是合情合理的。”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认为，“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尤其是在“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实在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有些方面离人民期盼还有较大差距。因此，他认为，“十三五”规划一定要紧紧把住这个发展立足点： 一是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发展是解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基础。虽然我们现在有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有利条件，但仍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实现人民福祉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是依靠制度安排。解决好当前我国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键在于制度安排。现阶段存在的一些社会不公现象，大多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们只有在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安排、法律规范、政策支持等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十三五”在解决进一步把“蛋糕”做大问题的同时，要通过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实现社会公平的制度安排，进一步把“蛋糕”分好。 三是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强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鲜明指出了当前改革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改革为了人民，改革必须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应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进任何一项关系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福祉的改革措施和发展规划，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谋划发展思路、制定发展举措。 “要着力保障民生建设资金投入，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问题，保障民生链正常运转。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既要积极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承诺了的就要兑现。”这是中央反复强调的。 把准一个推进增长的主脉：中高速增长，中高端水平，发展实体经济，培育优秀企业 “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任务中，经济增长会被放在突出位置。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常修泽认为，这是与“十二五”规划不同的一个核心要点，说明经济增长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个重要问题。 “过去编制五年规划时，最不需要考虑的经济增速。”“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说，现在却成了“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其原因就在于与过去相比，保持经济平稳增长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5月下旬，在浙江考察听取“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时，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制定“十三五”规划研究上需要突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深入研究保持经济增长的举措和办法，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挖掘增长潜力，培育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总量上台阶。” 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离不开经济增长的物质保障。十八大提出2020年我国GDP翻一番的目标和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承诺，都要求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的增长。 目前，我国发展的国内外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既要保持战略定力，持之以恒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又要树立危机应对和风险管控意识，及时发现和果断处理可能发生的各类矛盾和风险。 会议特别强调，“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真正把功夫下在巩固基础、增强底气上，把发展实体经济和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作为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出发点。” 在新形势下，既要深入研究保持经济增长的举措和办法，推动经济总量上台阶，又要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下功夫，努力实现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国内外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要全面适应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就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粗放、低水平数量扩张，转向集约、质量效益型增长。 这实际上正是中央高层对未来增长的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围绕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张立群认为，需要从三方面同时发力： 在需求结构方面，要着力扩大内需，调整内需外需关系、投资消费关系，重点是根据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调控需求总量及其结构，使总需求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使消费、投资、出口等需求之间的关系及其自身结构更趋合理与优化，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在产业结构方面，要巩固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要抓紧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线，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要以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国际化为方向，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在创新驱动方面，要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要依靠体制机制完善所支持的内生性创新能力提高、创新风险化解和承受能力增强，来有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要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 把准一个关键之举：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5月下旬，就研究制定“十三五”规划在浙江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提高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并就此提出： “要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深入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 如何理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提高我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李佐军解释说，当前我国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已相当严重，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沉重，金融风险在累积，过去大力发展一般性的低附加值产业的老路已经走不通，唯有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才是出路。 不仅如此，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而并不集约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污染压力加大，再寻求发展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已不合时宜，必须重点发展绿色产业、低碳产业、循环产业。他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这种新形势： 其一，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适应未来发展需要的顺势之策。“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真正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与以往相比将有所放缓，多个机构的预测都在7%左右，提质增效升级成为主旋律，而实现提质增效升级必依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化解高成本对传统产业利润空间的挤压和侵蚀，也有赖于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其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满足新阶段人民群众需求的务实之举。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的消费结构转向“学乐康安美”(学习需求、快乐需求、健康需求、安全需求、美丽需求)，这对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除自身国情之外，国际形势也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了倒逼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谈到，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再工业化、日本的工业智能化等，都对中国的工业发展形成了挑战。“高端制造业方面国外有比较优势，中低端制造业方面又有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对中国形成替代。要改变两头受挤压的困境，有赖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现实与未来都要求我们把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关键之举。受访专家认为，“十三五”期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向，就是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或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不断提高高附加值产业的比重，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向中高端迈进。 同时，大力落实“中国制造2025”规划要求，瞄准中国制造关键短板。按照此规划，中国将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大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 在李佐军看来，加快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也是重要方向，“要认真实施‘互联网+’国家战略，用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 把准一个驱动战略：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 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说，“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5月份，在浙江考察时听取对“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时，他更明确地提出了“七大创新”。他说，“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对创新的重视有目共睹。特别是今年以来，从华东7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到贵州、长春召开的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针对研究制定“十三五”规划，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创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重要性。 伴随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资源和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粗放型的传统发展模式日薄西山，亟需通过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事实上，今年3月份，党中央国务院适时出台《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确立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谋划。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产业科技发展研究所所长刘峰认为，最高决策层对创新的高度重视，建立在对国内外大势、国家发展全局的综合分析基础之上。 从国际来看，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兴起，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日渐形成，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将创新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层面，以图维护本国传统优势地位，因此“新一轮综合国际竞争已逐渐转变为创新实力的竞争”。 显然，未来一段时间，尤其是“十三五”期间，要实现国民经济的成功转型发展，确保我国在国际竞争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就必须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大程度激发创新活力。 “全面创新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从系统的角度全方位、多层次地诠释创新活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罗文认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项系统性复杂工程，创新活力的激发不能仅依赖狭义的科技创新，而是需要推进全面创新。之所以强调全面创新，既是根植于我国以往推动创新的经验总结，更是着眼于时代背景变动对推动创新的新要求。 一是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现实需要。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受市场环境、国际因素、人才机制、融资机制、转化体系等因素影响。技术创新转化为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需要体制机制改革、引入国际资源、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等全方面的改进。 二是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内在要求。影响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因素有：企业研发主体作用没有发挥，基础性、共性技术研发的体系不健全，部分关键技术国际市场的依赖度高等，需要统筹技术、制度、国际资源等方面，统一谋划。 三是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创新模式呈现多元化。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在生产和其他经济运行过程中涌现了越来越多崭新的生产方式、工艺、组织模式，创新有了更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现在，中央的精辟阐述与专家的分析都已清楚地表明，“十三五”期间，在具体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会着眼于创新链条的每一个环节，会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这有利于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使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良性发展周期。 把准一个薄弱环节： 农业现代化滞后 “把13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离不开农业的现代化。在粮食产量连续增长超过十年之后，中国农业发展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过去主要依赖资源环境的农业增长模式已经走到极限。 5月27日，在浙江召开的华东7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薄弱环节是农业现代化。要着眼于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在稳定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产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同时，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农业技术创新步伐，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针对“三农”问题的深层次矛盾，党的十八大强调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明确“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七个方面的农业改革措施，包括完善农村土地制度、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加强农村金融保险支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积极推进农业对外开放等。 这些改革措施，着眼于夯实农业基础、补上农业现代化这个短板，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从根本上破除制约“三农”发展的制度瓶颈，释放农业发展潜力，形成更加健康、开放和可持续的农业格局。 农业专家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各种现代化的基础，是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粮食安全，何谈其他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但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农业现代化滞后，经济社会体制中最突出的矛盾仍然是城乡二元体制障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最严重的制约仍然是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补足短板，必须加快农业生产现代化的步伐。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谈到，当前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我国的资源环境约束已经达到极限，化肥、农药、塑料薄膜过度使用等问题越来越严重；二是当前我国农产品价格已经逼近甚至超过国际农产品价格。 在此背景下，怎么确保粮食安全？怎么提高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怎么确保未来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些都会是“十三五”规划在加快农业现代化方面要回答的重要课题。 韩俊认为，解决上述农业发展问题的关键是，我国要开启一个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时代，摒弃过去靠资源、靠环境，追求量的发展模式，转移到靠数量、质量和效益并重的轨道上。 具体来看，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必须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作用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提升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围绕促进农民增收，加大惠农政策力度；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围绕增添农村发展活力，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把准一个繁重任务： 打赢扶贫攻坚战 按照新的扶贫开发标准，全国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也就是说，在六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要实现年均减贫1000万人以上。面对2015年的减贫目标，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曾表示，“减贫目标继续定在1000万人以上，表面看数量没有变，但由于减贫难度边际递增，完成任务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国范围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我国贫困人口大量减少，贫困地区面貌显著变化，但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 6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再次对扶贫开发工作作出重要部署。这也是继5月27日在听取7省市党委主要负责人对“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后，最高领导人时隔不到一个月，又一次强调扶贫开发的紧迫性。 直面扶贫攻坚艰巨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采取超常举措，拿出过硬办法，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用一套政策组合拳，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 形势之紧迫，原因在于“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是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在中央高层的判断里，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到2020年时全国完成主要经济指标问题不大，但要全面完成扶贫脱困任务就很不容易。扶贫工作事关全局，做不好，不但贫困群众不满意，人们也会怀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真实性。 面对这一形势，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刘永富曾指出，对新常态下的扶贫开发得有新的认识，要将扶贫开发作为补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维护全面建成小康目标真实性的重大问题，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对于下一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受访专家认为，要实现不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就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牢牢把准扶贫攻坚这一繁重的任务，时不我待地抓好扶贫开发工作。 一要强化扶贫开发工作领导责任制，把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片为重点、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机制，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制，真正落到实处。 二要把精准扶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只有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才能真正啃下扶贫硬骨头。 三要形成扶贫的强大合力。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健全东西部协作、党政机关定点扶贫机制，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积极性。 四要把扶贫开发同基层组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鼓励和选派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愿意为群众服务的优秀年轻干部、退伍军人、高校毕业生到贫困村工作，真正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 面对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减贫实践，联合国[微博]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也感叹道，中国将她的人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贫困中脱离了出来，“我们呼吁各国分享中国的减贫经验。” 把准一个区域性难题：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考察期间，听取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时强调，无论从东北地区来看，还是从全国发展来看，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都具有重要意义。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已到了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国家要加大支持力度，东北地区要增强内生发展活力和动力，精准发力，扎实工作，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 东北老工业基地曾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为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然而，由于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日趋显现，经济发展步伐相对仍较缓慢，这一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在扩大。 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经济总量仍呈下降趋势、结构调整任务十分艰巨、深化国企改革战略重组困难重重、装备制造业持续发展面临考验、资源型城市持续发展缺少政策保障、就业民生和社会保障压力大，诸多风险依然存在。 今年上半年，东北三省经济增长继续滑落，其中辽宁上半年GDP以2.6%的增速排名全国垫底，黑龙江以5.1%的增速排名倒数第三，吉林上半年GDP以6.1%的增速排名倒数第四，凸显出当前东北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目前东北地区发展遇到新的困难和挑战，这其中有全国“三期叠加”等共性方面的原因，也有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体制机制等个性方面的原因。 为此，他提出“四个着力”的要求，强调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须着力完善体制机制、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着力鼓励创新创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一个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体制机制，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治本之策。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积极发现和培育市场，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营商环境，从放活市场中找办法、找台阶、找出路。 习近平总书记具体分析说，东北地区工业结构比较单一，传统产品占大头、“原”字号“初”字号产品居多，这种状况改变得越快越主动。结构优化要多策并举，“加减乘除”一起做。要把装备制造业做大做强，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民营经济。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推动发展的着力点更多放在创新上，发挥创新对拉动发展的乘数效应。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合理干预和对市场主体的不合理管制。要加快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积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使现代农业成为重要的产业支撑。 针对“十三五”期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个区域发展难题，他特别强调，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要激发调动全社会的创新激情，持续发力，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对看准的、确需支持的，政府可以采取一些合理的、差别化的激励政策。要改善金融服务，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管道。 他同时指出，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基础上，积极引导群众对居家服务、养老服务、健康服务、文体服务、休闲服务等方面的社会需求，支持相关服务行业加快发展，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据了解，目前制定完善过程中的《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会与“十三五”规划目标相协调。这意味着东北老工业基地已经进入第二个十年振兴阶段的新出发点。 “振兴东北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认为，“十三五”期间，东北地区要重振雄风，不能只靠大投资、大项目、大基建的堆积，“只有在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创新上实现大的转变，历史积累的影响长远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基本得以解决，东北老工业基地才能重振旗鼓。” 把准一个改革方向：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关键是把准了改革方向。对“十三五”规划而言，成不成功，关键同样也在于是否把准改革方向。 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期间，听取对“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时指出，“改革是培育和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要围绕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突出问题的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深化改革，增强改革意识，提高改革行动能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说，全面深化改革，凝聚了我们全党全社会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是对全党全社会积极投身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次总部署、总动员。 新一轮全面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长远发展奠定更好的制度基础。韩保江说，这也是“十三五”规划贯彻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布局的要旨。其中，重点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说，应当看到，虽然经过多年改革，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方面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但是，由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和市场发育程度都比较低，当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降低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益和效率。 他具体从表现突出的领域介绍说，由于社会体制改革滞后，对社会事业、公共服务领域形成屏蔽，资金等生产要素难以进入，造成经济和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诸如交通拥堵、进养老院难、入幼儿园难、停车难等，都是由于社会资金进入难带来的。 由于城乡一体化改革滞后，形成城乡之间的市场壁垒，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自由流动，一方面是城市大量闲置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难以进入农村市场；另一方面是农村大量资源由于不能市场化而难以吸引投入，农民犹如“捧着金碗要饭吃”，制约了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发展，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拉大。 由于地区之间的行政分割，严重扭曲了生产要素在地区之间的配置，形成了城市与周边地区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在城市内，人口和产业高度密集，土地、淡水等资源严重短缺，房价不断攀升；而在临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投资严重不足，资源大量闲置，削弱了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由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滞后，阻碍了生产要素对生态环境的投入，直接导致大面积雾霾天气和水资源严重污染。核心问题是没有找到共享性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机制。如何尽快形成环保产业的投资激励机制，吸引社会资金投入，使环保产业成为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亟待进行市场化改革。 由于文化体制改革滞后，文化产品的市场交换价值难以实现，制约了社会资金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使广大人民文化创新的智慧和能力受到压抑。只有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在弘扬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引入市场观念，强化商品意识，使文化产业投入能够取得合理回报，我国文化繁荣的局面一定会早日到来。 郑新立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十三五”规划紧紧抓住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就能带动和影响各方面的改革，不断取得改革的新进展、新成就。 就全面深化改革的策略方法上，韩保江认为，在任务繁重的“十三五”时期，既要把握好改革方案的方向和要点，还需要对一些矛盾问题多、攻坚难度大的改革内容，科学组织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广，“这就特别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实问题，开实药方，提实举措，才能使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根。” 把准一个法治经济的要义：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化轨道 7月20日，针对“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体系，加快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建设，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化轨道。”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期间强调，“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对社会领域出现的各种问题，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要乐见群众用法、支持群众用法，使人民群众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看来，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多次强调治国理政的法治思维，就在于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一样，正在步入新常态，突出表现为“社会利益分化、价值观念多元、社会组织快速发展”。面对新常态的社会建设格局，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失灵，法治社会和法治经济已成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核心议题之一。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种契约经济，交易的平顺，信用的扎实，“无形之手”的稳健，都离不开法治的规范和庇护。因此，市场与法治被称为现代文明的两大基石：经济发展主要关注社会财富的生产，法治则保障财富的交易与分配。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两者又紧密融合、相互影响，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已成为全社会共识。 然而，不能不承认，随着经济发展深入、市场主体多元、企业竞争激烈，因法治相对薄弱导致的各种弊端也频频发生，产权侵犯、商业贿赂、垄断、不公平竞争，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难以容忍。尤其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后，更加需要大力加强法治建设，确保各项重大经济改革在法治轨道上顺利推进，以法治的力量为经济提质增效、行稳致远提供重要保障和动力。 正是基于这个背景，薛澜认为，“十三五”期间，会加快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建设，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下，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相对功能和定位，构建完善良性社会运行的基础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基本法律体系、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体系、成熟的市场机制及有效的政府管制等。 “需要将建设法治市场经济摆在突出位置。”“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当前，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生活中各种矛盾问题凸显，‘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处于历史关键节点。加快推进法治市场经济进程，完善市场经济法治建设，释放市场经济的新红利，不仅能为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奠定坚实基础，而且将为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比如，建设法治市场经济，用法治划清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形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法治规范；建设市场决定下的有为、有效、有力、有责的法治政府，实现政府职能法定化。与此同时，通过法治来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全面释放市场活力、社会资本活力和创业创新活力，推动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法经济学研究所所长魏建认为，强化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投资、消费、创新等方面的促进。如以法治倒逼垄断行业改革，保障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法治更好地保障弱势群体利益，实行严格的各类市场监管制度，释放消费潜力；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治建设也将推动创新能力的提升。 针对“十三五”规划，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提出，在行政审批、简政放权之后，“十三五”期间，最重要的是加快以法治为主的市场监管。而在由行政为主的市场监管向法治为主的市场监管的转型过程中，行政体制将作出重大改革，比如监管的权力，将相应分散到不同政府部门，监管主体的法律地位需要进一步明确。 展望未来，“全面依法治国”今后将与经济新常态、社会新转型结合在一起，为中国经济转型扫清障碍。只有把“有形之手”所有可能的行动，全部纳入法治的框架，“无形之手”才能收放自如、创造活力，才能“逼出”一个清廉的政府、“逼出”一个更好的市场经济。 把准一个对外开放的重点：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必须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妥善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推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7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研究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必须”之一，就是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 在此前3月底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他就向中外企业家代表表示，“中国将越来越开放，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明确了中国将继续坚持对外开放，世界各国及各国企业将获得新的合作契机。 经过过去的30多年的对外开放发展，2014年中国GDP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外贸总额达到4.3万亿美元，传统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功德无量”。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说，传统外向型经济模式毕竟是一种有欠缺的开放型经济模式。如今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需求和世界经济形势都在深刻变革，中国对外开放自然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专家们认为，新的发展现实，要求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逐步形成完善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谋求中国经济发展更长远的新“改革开放红利期”，赢得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合作的主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所阐述的世界发展大势，“世界各国联系紧密、利益交融，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 这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战略，就是未来中国全方位深化对外开放的积极体现。桑百川认为，推进“一带一路”不仅具有协调区域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政治意义，是“十三五”时期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中之重。 与此同时，今年中国推动自贸试验区建设迎来一次集中爆发，上海自贸区试点推广到了广东、天津和福建，筑起全方位对外开放新高地。自贸区建设可以争取全球竞争新优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光辉说：“更加主动地推进自贸区建设，积极参与重大贸易谈判和全球贸易规则制定，提出于我有利的中国方案，是一项关系我国核心经贸利益的战略选择。” “十三五”规划应该考虑的我国推进对外开放的重点在哪里？在桑百川看来，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自贸区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新体系，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新空间等，都是大有可为的。 在专家们看来，即将到来的“十三五”时期，“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无疑会大放异彩。新时期的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既能为实现中国梦创造有利国际环境，也能够放大命运共同体的正面效应，让周边以及更多的国家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或便车，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把准一个从严治党要求：核心力量的组织重塑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的江苏讲话，在“三个全面”基础上，增加了“全面从严治党”，使得新时期我国治国理政的总方略从“三个全面”发展为“四个全面”。专家们认为，历史地看，这是对我们党的建设经验的总结，凸显了党的建设的重要性，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把握。 7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十三五”规划问题时又一次强调：“必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确保我国发展航船沿着正确航道破浪前进。” 施芝鸿认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从严治党上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纲领性口号，这既契合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对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迫切要求，也体现了我们党在面临长期、复杂、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这“四大考验”，面临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这“四大危险”的高度清醒和自觉。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个背景讲，施芝鸿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内容无死角。就是要覆盖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各个领域。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这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现在，党的建设中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是轻视思想政治工作，往往以为定了制度、有了规章，就万事大吉了，有的甚至已经不会或不大习惯于做认真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了，还有的甚至认为组织找自己谈话是多此一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广大党员干部既要靠教育，也要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 二是主体全覆盖。就是要强化党的建设包括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既要挂帅，又要出征，对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以上率下，层层传导压力，逐级落实责任。在巩固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实主体责任成果的基础上，把责任落实到地市一级。 三是劲头不松懈。做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纠正“四风”没有休止符，坚持查处腐败问题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懈、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让那些想搞腐败的人断了念头、搞了腐败的人付出代价。 四是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到更加重要位置。保持党的团结统一，既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严密的组织体系、全党同志的高度自觉，又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纪律不严，规矩不彰，从严治党就无从谈起。党章等党内规章制度，党的纪律，国家法律，是全党必须遵守的规矩；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十分重要的党内规矩。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在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就是核心、是关键。”陈雨露说，“如果‘全面从严治党’搞不好的话，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就不可能成功，‘全面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实现，进而必然导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受阻。” “全面从严治党是对国家治理核心力量的组织重塑。”他说，党作为中国发展的领导核心，在解决“四个全面”这一总的主要矛盾的时候，重要的是要把“领导核心”建设好、发展好、发挥好，“这是总抓手。” (此文不代表本网站观点，仅代表作者言论，由此文引发的各种争议，本网站声明免责,也不承担连带责任。) |
